朱元璋和朱标，确实很像传统父子。朱元璋因为杀人太猛，被朱标劝了一句，朱元璋反手就去拿根棍子就打，朱标一看不对劲，马上就跑。这待遇，朱元璋所有儿子里面独一份！老子办事，谁敢劝？劝了之后要挨揍，谁敢跑？只有朱标敢！ 这对大明第一父子的日常，充满了这种“一个真敢打，一个真敢跑”的烟火气。说到底，还是因为朱元璋对朱标，寄予了无人能比的重望和深爱。 他从称吴王起，就立朱标为世子，明朝一开国，立马封为太子。为了让儿子成才，朱元璋下了血本，请来宋濂等一大帮名儒当老师，还让徐达、常遇春这些开国元勋兼职东宫官，文武之道一起教。 可惜，名师出高徒，却不一定出“同类”。在儒家经典里泡大的朱标，出落成了一个仁慈宽厚、温文儒雅的君子，跟他那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老爹，完全是两种人。一个信奉“以猛治国”，一个主张“仁厚为重”，矛盾就不可避免了。 朱元璋审完案子，常让御史袁凯把卷宗交给太子复审。朱标一看，往往就挥笔减刑。朱元璋问袁凯谁判得对，袁凯两头不敢得罪，只好说：“陛下法之正，东宫心之慈。” 这话听着漂亮，但朱元璋心里恐怕不是滋味。最激烈的一次，朱标直接劝谏：“臣闻立国之道，仁厚为重，法是辅助，不应采用重刑。” 这可把朱元璋火点着了，斥责道：“小子反来教我吗？” 估计就是这种时候，老爷子气得抄起了棍子，而太子爷则熟练地选择了“走为上计”。 这种理念冲突，在“宋濂案”上达到了高潮。朱标的恩师宋濂受孙子牵连，被判死刑。朱标哭求无果，竟绝望到投河自尽（后被救起）。 朱元璋看着以死相逼的儿子，又气又无奈，最后骂了一句“痴儿，我杀人与你有什么关系！”，还是把宋濂改了流放。这句话，气恼中透着一种唯独对朱标才有的纵容。 父子间这种特殊的“拧巴”关系背后，其实是朱元璋复杂的期望： 他既希望太子仁德，能得人心守天下； 又怕他过于仁弱，镇不住朝堂的虎狼。 所以，他让朱标很早就学习处理政务，对他说：“自古以来，创业的君主经历艰辛，通达人情物理，所以办事妥当。守成的君主，生长富贵，若非平时锻炼，很少不犯错的。” 这是手把手在教，也是把江山的分量一点点放到他肩上。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甚至把考察西安、为迁都做准备这样的国之大事，交给了朱标去办。这趟差事很辛苦，朱标回京后就一病不起，第二年四月就去世了，年仅38岁。 太子的死，抽掉了朱元璋人生中最大的一块基石。当时65岁的朱元璋，在朝堂上痛哭失声。悲痛之后，一个更残酷的问题摆在眼前：江山传给谁？ 按理说，该传给其他儿子。但老二秦王朱樉不成器，其他藩王也各有问题。老朱最终听从了翰林学士刘三吾的建议，跳过儿子辈，立了朱标16岁的次子朱允炆为皇太孙。这个决定，或许包含着对朱标最深的怀念，但也为后来的祸患埋下了伏笔。 朱标之死，彻底改变了朱元璋晚年的心境和行为逻辑。他感到时间紧迫，对年轻的太孙能否驾驭天下充满疑虑。于是，那个杀伐果断的朱元璋，为了给孙子扫清障碍，展开了人生最后、也最猛烈的一轮清洗。 蓝玉案爆发了。这位战功赫赫的猛将，是太子妃常氏的舅舅，本是朱元璋为朱标准备的“太子党”支柱。但朱标不在了，蓝玉对于朱允炆来说，就从“护盾”变成了最危险的“尖刺”。 结果，蓝玉被族诛，牵连一公、十三侯、二伯，功臣集团被彻底荡平。朱元璋就像一头衰老的雄狮，用最后的凶狠，拼命把巢穴周围的荆棘啃咬干净，想把最安全的环境留给幼崽。 朱元璋为朱允炆铺的路，是用鲜血浇铸的。他不仅杀人，还废除了丞相制度，把《皇明祖训》定得死死的，心想这样总该万无一失了吧。可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分封到各地手握重兵的儿子们（藩王），成了皇太孙最大的威胁。他更没想到，自己死后仅仅一年，燕王朱棣就以“清君侧”为名起兵“靖难”，最终夺了侄子的江山。 这一切的源头，或许都可以追溯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那个春天。如果朱标没死，以他的威望和长兄身份，足以震慑诸王；蓝玉等武将或许不会遭清洗，朝廷有将可用，朱棣未必敢反，即便反了也可能很快被平定。 朱元璋一生算计，用最霸道的方式表达最深的父爱。他对朱标，打是真打，爱是深爱，托付是毫无保留的托付。可命运跟他开了最残酷的玩笑，他越用力，历史的车轮就越是滑向了他最不愿看到的方向。 那根追打太子的棍子，终究没能为大明打下真正的万年基业。而那段独一无二的父子情，和它引发的历史巨变，至今仍让人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