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恶毒的小姑子 这句话我曾在无数个深夜里咬着牙默念，枕头套不知被眼泪浸湿过多少回。那时我总觉得，自己嫁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家庭战争。 我和丈夫阿伟结婚那年，小姑子林晓刚满二十，在便利店做收银员，三班倒。第一次家庭聚餐，她穿件洗得发白的牛仔外套，头发随便扎个马尾，席间全程低头扒饭，我给她夹菜，她筷子一躲，菜掉在桌上，她没捡，也没抬头说谢谢。 后来同住一个屋檐下，矛盾像春天的草，见风就长。我晒在阳台的内衣，总会莫名其妙掉在地上；她上夜班回来，总要把厨房的灯开得雪亮，冰箱门“砰”地一关，动静大得像在拆家；最让我膈应的是她的房间——门永远锁着，门缝里偶尔飘出泡面味，周末白天也不见人，阿伟说她在补觉，可我分明听见她房间里有小声的说话声，像在跟谁吵架。 我跟阿伟抱怨，他总挠着头说：“晓晓命苦，爸妈走得早，我多疼她点是应该的。”应该的？那我呢？我是她嫂子，不是她的出气筒，更不是家里的透明人——难道就因为我比她大几岁，就得忍着她处处针对？ 转折点发生在一个暴雨天。我加班到十点，没带伞，站在公司楼下等车，手机突然响了，是陌生号码，接起来，是林晓的声音，哑着嗓子：“我在你公司对面公交站，穿黄色雨衣那个。”我跑过去，看见她缩在公交站牌下，雨衣帽子歪着，头发全湿了，手里攥着把黑色的伞，伞骨断了一根，像只折翼的鸟。她把伞塞给我，转身就往雨里冲，我拉住她，她胳膊上全是青紫的印子，左手手腕处贴着块纱布，渗出血迹。 “你打架了？”我问她，声音比雨还冷。她甩开我的手，嘴唇哆嗦着：“要你管。”可那天晚上，她房间的灯亮到后半夜，我起夜时听见她在哭，不是嚎啕大哭，是那种捂着嘴的呜咽，像小猫被踩了尾巴，细细的，扎得人心疼。第二天我趁她上班，偷偷进了她房间——她很少锁门了，大概是觉得我没那个闲心管她。书桌上放着个旧相册，里面全是她和一个女人的合照，女人穿着护士服，笑得眼睛弯弯的，抱着小时候的林晓，背景是医院病房。相册最后一页夹着张诊断书：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张兰（林晓母亲），日期是十年前。 原来她不是针对我，是在用刺保护自己——父母相继离世后，她被远房亲戚欺负过，被同学嘲笑是没妈的孩子，所以宁愿把自己裹成刺猬，也不想让人看见她的软。我之前那些委屈，突然变得轻飘飘的，像雨后天晴的云，看着沉，其实一戳就散了。那天下午我去菜市场买了只老母鸡，炖了锅鸡汤，加了她喜欢的玉米和香菇，汤熬得白白的，飘着层油花。她回来时，我把汤盛在她常用的蓝色碗里，放在她桌上，没说话，转身就走。 第二天早上，碗空了，洗得干干净净，放在厨房消毒柜里，碗底贴着张纸条，歪歪扭扭写着：“汤挺好喝，谢了。”字后面画了个笑脸，嘴角翘得老高，像偷吃到糖的孩子。从那以后，我们之间好像有了条看不见的线。她上夜班前会给我留张纸条，写着“厨房有煮好的粥”；我出差时，她会把我的多肉搬到阳台晒太阳，给我发照片，配文“没死，放心”；有次我和阿伟吵架，她破天荒站出来，叉着腰对阿伟说：“哥，你错了，嫂子对你多好，你还惹她生气，要不要脸？”阿伟愣住了，我也愣住了，客厅的吊灯晃了晃，光落在她脸上，她眼睛亮得像落了星星。 现在林晓交了男朋友，是便利店的同事，高高瘦瘦的，笑起来有两个酒窝。她第一次带他回家时，紧张得手心冒汗，偷偷问我：“嫂子，我穿这条裙子好看吗？会不会太幼稚？”我帮她理了理裙摆，笑着说：“好看，比仙女还好看。”她脸红了，像熟透的苹果。吃饭时，她给男朋友夹菜，也没忘了给我夹一筷子糖醋排骨——那是我最爱吃的菜，她记得比谁都清楚。 前几天整理旧物，翻出刚结婚时的枕头套，上面还有泪痕的印子，浅褐色的，像干涸的河流。现在那个枕头套早被我扔了，换了个新的，粉色的，上面绣着两只兔子，依偎在一起。林晓说那是她用第一个月工资买的，她说：“嫂子，以后我们再也不吵架了好不好？我不想当刺猬了，扎到你，我也疼。”我抱着她，闻着她头发上洗发水的香味，是淡淡的栀子花香，像春天的风，暖融融的。原来所谓的家庭战争，从来不是谁赢谁输，而是两个人都愿意放下武器，伸出手，给对方一个拥抱——毕竟，家人，不就该是这个样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