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当过别人近五年的情人，那时我离异带着孩子。他给我的钱我都慢慢存下来，后来买了房子和车子。 现在说起来，没有炫耀，也没有过多的羞愧，只是觉得，那是我人生里一段“低头走路”的日子。 去年冬天我换了份工作，在小区门口开便利店，白天守着货架，晚上清点货单，日子像台上了发条的钟，咔嗒咔嗒往前走。 父亲查出肺癌那年，我刚把离婚协议签了字，手里攥着前夫给的三万块补偿金，站在医院缴费处，玻璃窗里的护士催得急，我数钱的手抖得像秋风里的叶子。 便利店是转租来的，前任老板留下半冰柜过期的酸奶，还有个总卡住的收银机，每天早上开门，我都得蹲下来拍三下它才肯启动——像在叫醒一个赖床的老朋友。 那天凌晨三点，我刚把最后一排货架理好，卷闸门被人轻轻敲了敲。 拉开门，外面站着个穿军大衣的老爷子，头发白得像落了层霜，手里拎着个布袋子，里面叮叮当当响。 “姑娘，有热水吗？”他声音哑得像磨砂纸擦过木头，“我老伴住院，保温壶忘带了。” 我给他接了壶热开水，他非要塞给我两个煮鸡蛋，说自家鸡下的，“你这店开得晚，垫垫肚子。” 后来他成了常客，每天凌晨来接热水，偶尔带些自家种的青菜，有时是一把带着露水的小葱，有时是几个皱巴巴的西红柿。 我总找机会给他塞点东西，有时是袋面包，有时是瓶牛奶，他每次都摆摆手，“我有钱，就是医院食堂的饭，她吃不惯。” 有天我整理货架，看见他蹲在店门口，拿个小本子记着什么，阳光照在他背上，军大衣的毛边闪着光。 “大爷，您记啥呢？”我走过去问。 他把本子往怀里揣了揣，嘿嘿笑，“记你这都卖啥，下次她想吃啥，我好直接来买。” 过了半个月，他没来接热水。 卷闸门每天凌晨都按时拉开，我总习惯性往路口望，军大衣的影子却再也没出现过。 直到第七天，一个穿白大褂的护士来买东西，说楼上肿瘤科有个老爷子，前天生了急病，走了。 “他老伴哭着说，老头子每天半夜去给她接热水，说医院的水有股消毒水味，姑娘家的店干净。”护士叹了口气，“还说他记了个小本子，上面写着‘便利店的姑娘爱吃甜，下次带罐蜂蜜’。” 我蹲在收银机前，拍了三下，它还是没反应，眼泪砸在键盘上，溅开一小片湿痕。 后来我在便利店门口摆了个小桌子，免费给住院的家属提供热水，旁边放着个竹筐，里面是附近居民送来的蔬菜、鸡蛋，还有人写了纸条：“给需要的人，别客气。” 有人说我傻，开店是为了赚钱，哪有倒贴的道理。 我没说话，只是把老爷子留下的那个布袋子挂在了墙上，里面装着他没送出去的蜂蜜，还有那个记满了“便利店商品”的小本子。 上个月，父亲的复查结果出来了，医生说癌细胞控制住了，我抱着报告单走出医院，阳光正好照在便利店的招牌上，金灿灿的。 现在每天早上，我都会在收银机旁放一碟糖，来买东西的人问起，我说：“给早起的人，甜甜嘴。” 你说，这世上的温暖是不是都这样？像老爷子揣在怀里的热鸡蛋，像陌生人送来的一把青菜，看着不起眼，却能在某个冷飕飕的凌晨，把心捂得滚烫。 父亲现在能帮我看店了，他坐在门口的小马扎上，看见拎着保温壶的人就喊：“热水在里屋，自己接，别客气！” 我看着他笑，突然觉得，那段“低头走路”的日子里，原来不是我一个人在扛——那些悄悄递过来的温暖，早就在前面的路口，给我铺好了光。 就像现在，收银机终于不卡了，每天早上它“叮”的一声启动，我就知道，今天又会有新的故事，在这小小的便利店里，慢慢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