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的秋末，风里带着些微凉意，吹得院门口的老槐树沙沙作响。我正蹲在灶台前添柴火，院门外传来父亲沉重又急促的脚步声，心里顿时咯噔一下——今天是他代我去相亲的日子。 “小子，别烧火了，过来坐。”父亲放下肩上的帆布包，抹了把额角的汗，脸上带着少见的笑意。我慌忙站起身，手在围裙上蹭了又蹭，紧张得喉咙发紧，半天憋不出一句问话。母亲从里屋快步走出来，手里还攥着没缝完的鞋底，急切地问：“咋样啊？人家姑娘中不中？” 父亲往炕沿上一坐，端起母亲递来的搪瓷缸喝了口热水，慢悠悠地说：“好，这姑娘是真不错。”我心里瞬间像揣了只小兔子，怦怦直跳，先前的紧张全被狂喜冲淡了大半。父亲接着说，姑娘是邻村生产队的，叫秀莲，家里是本分的庄稼人。他见着人时，姑娘正在地里帮着收玉米，挽着裤腿，脸上沾着点泥星子，却丝毫不显邋遢。 “干活利索，说话也敞亮，见了我还主动问好，懂规矩。”父亲捻了捻手指，回忆着细节，“我跟她爹娘唠了唠，人家也打听了咱家里的情况，没说啥反对的话。秀莲这姑娘，眼神亮堂，看着就实在，跟咱小子配得上。” 我听着父亲的描述，眼前已经勾勒出了秀莲的模样：大概是中等个头，手脚勤快，笑起来的时候眼睛会弯成月牙。那时候村里的婚恋大多靠长辈撮合，我今年二十三，在村里已是“大龄青年”，爹娘早就急着帮我张罗。之前也相过一次，对方嫌咱家成分普通，没成，我心里一直憋着股劲。 母亲在一旁喜得合不拢嘴，一个劲地念叨要准备点像样的见面礼。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膀：“过两天我再去跟对方约约，让你们俩见一面。你也拾掇拾掇，别总灰头土脸的。”我重重点头，心里的高兴像要溢出来似的。 晚饭时，我特意多吃了两碗饭。窗外的月光洒进屋里，照在墙上贴的“农业学大寨”标语上。我想着父亲说的“姑娘很好”，心里暖烘烘的，连吹进窗缝的凉风都变得温柔起来。那时候的幸福很简单，一句长辈的认可，一个素未谋面的姑娘，就足以让我对未来的日子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