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思维：曾国藩为何被称为“半个圣人”？ 中午饭，吃的是自己带的“盒饭”，健康又省钱，不是外卖。 吃饭的时候，我的思维遇见梁启超，他盛赞曾国藩为“半个圣人”。 其实，梁启超对曾国藩这一称谓绝非空穴来风，既锚定其立德、立功、立言的卓著实绩，亦暗含对其人生格局与思想高度的精准界定！本人在灵魂深处细究之下，觉得颇具道理。 你看，曾国藩的“圣”，植根于修身立德的极致自律。 他以一介儒生入仕，却能以“日课十二条”严格约束自身，戒骄戒躁、克己复礼，在晚清吏治腐败的泥沼中，始终坚守“不为圣贤，便为禽兽”的人生信条。他一生奉行“诚”“敬”“恕”之道，待人以诚、处世以敬，即便身居高位，也从未沾染奢靡之风，其修身功夫之深，堪比古之贤者。 再看，曾国藩的“圣”，彰显于经世致用的赫赫功业。 太平天国运动席卷东南时，他以在籍侍郎之身创办湘军，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创办湘军之初的曾国藩毫无军事经验，首战便遭遇靖港惨败，羞愤之下竟两度投水自尽，被部下救起。他没有沉溺于挫败，反而在败局中复盘自省，写下《讨粤匪檄》凝聚士气，又针对湘军短板制定“结硬寨、打呆仗”的战术——不求速胜，但求稳扎稳打。 此后数年，湘军屡遭重创，他几度被围、险些丧命，却始终以“屡败屡战”的韧劲硬扛，最终耗时九载平定太平天国。这场持久战，正是他将“修身自律”融入军务，在生死考验中磨练意志的极致体现。同时，他倡导洋务运动，创办安庆内军械所，推动近代工业萌芽，堪称中国近代化的先驱。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正是儒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生动实践。 然而，曾国藩的“半圣人”，则在于时代与思想的局限。 他终究是封建王朝的卫道士，其毕生功业的核心，是维护腐朽的清王朝统治，这与真正圣人“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终极追求存在本质差距；他的思想未脱儒家纲常礼教的桎梏，虽强调经世致用，却未能突破传统体制的束缚，提出革新社会的根本之策。相较于王阳明那样开创思想体系、泽被后世的“全圣”，曾国藩更像是将儒家理念践行到极致的“实践型圣贤”。 反观，同为儒家“三不朽”的践行者，王阳明的“事上磨练”则走出了全然不同的路径。 王阳明赴任赣南巡抚时，当地匪患猖獗数十年，官府束手无策。他抵达后并未急于用兵，而是先洞察人心——深知匪患根源在于官匪勾结、民心涣散。他一方面施计离间匪帮、肃清内奸，另一方面推行“十家牌法”强化基层管理，同时广发檄文，晓谕百姓“良知本在”，劝降胁从者。面对宁王朱宸濠叛乱，他更是以空巢巡抚之身，凭借心学“知行合一”的智慧，虚张声势调集兵力、策反叛军，仅用四十余天便平定这场危及王朝的叛乱。 整场平乱过程，没有固守兵法旧策，而是以“致良知”为核心，因势利导、攻心为上，完美践行了“心即理”的思想。 王阳明开创心学，提出“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大核心命题，突破程朱理学桎梏，自成思想体系，被后世尊为“真三不朽圣人”，其思想影响东亚数百年。 两相比较，称曾国藩“半个圣人”，恰是对其成就与局限的辩证评判。他不是完美无缺的圣人，却是儒家文化在晚清乱世中孕育出的最优实践者，梁启超的这一评价，中肯而精准。 曾公砺志效先贤，日课修身铁石坚。 湘水扬波平寇乱，洋务擎旗启新天。 屡经败绩心犹壮，尽瘁清庭志未偏。 半圣之名非浪得，知行之间见方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