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改革开放后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引领者和重要的研究者；他也是复旦大学政治学理论专业首席教授和首位博士生导师，为政治学领域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他就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曹沛霖，日前获评第八届上海文化艺术奖终身成就奖。

得知这一消息时，病床上的曹沛霖先生淡然地表示，他只是一直在践行自己的理想——“要做对国家和社会有用之人”，这也是他对年轻人的期望。

“曹沛霖先生获奖实至名归。不论是学术成就、育人成果，还是对中国政治学自主理论体系的构建，他都有着重要的贡献。”在学术界，学者们听到他的获奖消息时，都纷纷表达了祝贺。

近年，曹沛霖依旧笔耕不辍，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标识性概念。他主编的教材《比较政治制度》至今都是政治学教学中的经典教材。此外，他还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在媒体上撰文，或为年轻人开设讲座，进行政治学启蒙，影响了众多的政治学人。

人文社科研究要回应现实问题

曹沛霖是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开创者之一，“比较政治学”一名，正是出自于他1986年带领学生完成的一部译著《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他创新性地提出“行政集权民主制”“道德集权民主制”“政治知识化”等一系列标识性概念，推动中国政治经验转化为系统化的知识成果，突破西方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局限性，对国内的政治学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比较政府体制》的研究与出版，到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外国政治制度》和《西方政治制度》的编写与出版，再到21世纪初的《比较政治制度》一书的集成式写作与出版，都体现了他在比较政治制度领域的深刻洞察与卓越见解。其中，仅《比较政治制度》一书就重印了几十次、发行了十几万册。可以说，一代中国政治学人由此入门。

曹沛霖的博士生、复旦大学教授唐亚林告诉记者，老师还创新性地提出了“制度背后的制度（制度精神）”“制度短缺与磨损”等关键命题，倡导“通过经济看政治”的分析方法，将制度分析与经济社会结构相联结，兼顾科学性与人文性，让冰冷的制度研究有了深层的价值关照，也对政治学研究带来了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研究从未止步于书斋，而是立足我国改革开放的要求，他始终认为人文社科研究要关照社会发展和人的生活实际，要回应现实问题。”唐亚林说。

比如，曹沛霖提出“政治制度是了解世界、了解各国最为基本的知识构件”，他一直强调，政治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站在中国的土地上看世界，“因为政治学只有面对现实，才会有生命力”。他还特别强调，中国的学者要立足中国的实际，在三个“走向”上花功夫，即走向理论、走向实际、走向世界。这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推动了中国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构建。

知识、学问和智慧合一的学人典范

身为大学教授，曹沛霖从来没有忘记人才培养的职责。

唐亚林说，“曹沛霖先生这代学人有个特点，就是早年经历了各种风雨，中年开始从事研究工作时，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国际交流几乎没有，这也意味着他们没有什么可借鉴的资料，所以他们花费大量精力，做了大量案头资料编译、整理等默默无闻的工作，并且在资源有限的基础上努力开拓自己的研究，加强培养人才。”

曹沛霖曾说过的一句话，很能代表他的真实想法：“我们是踏在别人肩膀上上来的，我也希望学生们能踏着我的肩膀上去。”

上世纪80年代初，曹沛霖参与了由王邦佐、孙关宏主要负责、在复旦大学举办的第一期全国政治学讲习班授课工作。为期4个月的讲习班共吸纳来自全国22个省市的60多名高校教学科研人员参加。这个讲习班后来在学界被称为“新中国政治学的黄埔一期”，一批经过磨砺的教师和科研人员，成为全国恢复、发展政治学研究的骨干力量。

上世纪90年代，已经63岁的曹沛霖担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为了给学生创造更好的专业发展平台，他不遗余力地推动政治学学科学位授权点建设，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博士、硕士人才。不同于“师傅带徒弟”的培养模式，作为复旦大学政治学理论专业首席教授和首位博士生导师，曹沛霖主张对博士生采用“群体培养”的教育模式，鼓励学生接受不同老师的培养，从而吸取各自优点。直到晚年，他还和学生频繁探讨各种学术问题。

唐亚林说，做学问有三种境界：一种是有知识的外层境界，即拥有某一专业领域比较细致完备的知识，但缺乏知识转化与理论对话的意愿与能力；一种是有学问的中层境界，表现为对本学科知识的融会贯通，并将其与历史、现实连接起来，既成一家之言又具释人惑之功；再一种是有智慧的深层境界，体现在对人性、人命、人生、人口、人世、人心“六人问题”的深刻洞察，是将知识、学问、工作、生活与人情事理、世道人心有机结合的体现。他说，曹沛霖先生是将知识、学问和智慧三者有机结合的学人典范。

栏目主编：樊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