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河南一男子蹲在集市摊位前，上下打量一枚小巧的玉兔许久，摊主以为大生意来了便说道：“这枚玉兔没有200元，我不卖。”接下来男子的话让摊主面红耳赤，不知如何是好。 男子名叫赵涛，当时在地方高校做历史研究，常年和文献、器物打交道。赵涛没有急着讨价还价，而是把玉兔放在手心里转了半圈，盯着兔耳根部那几道细细的刻线，又轻轻摸了摸玉质的油润度。赵涛问摊主：“这东西从哪儿来的？别跟我说是祖上传的。” 摊主本来准备摆出一套“祖传明朝”的说辞，被赵涛这一句话顶得脸上一热，话到嘴边又咽回去，半晌才支支吾吾说出实情：家里挖坑时翻出来的，赵涛看出来摊主根本不懂，只是觉得好看才拿来卖。 赵涛没有立刻下结论，反而把玉兔放回摊位，故意站起身绕着摊子走了两步，像是在犹豫。摊主见赵涛不像来买小玩意儿的游客，心里有点慌，嘴上又硬：“不买就走，200块不少了。” 1978年的集市，古旧器物的流通刚慢慢恢复，许多东西混在农具、瓷碗和旧铜钱里摆着。那十年动荡刚过去不久，很多家庭里藏着、埋着的东西陆续被翻出来，有些是祖辈留下的，有些是无意间从土里冒出来的。 赵涛见过不少类似的例子：有人把铜镜当废铁卖，有人把古瓷当腌菜罐用。赵涛心里清楚，这只玉兔如果真是唐代器物，和摊主的200元开价根本不在一个量级。 赵涛把玉兔重新拿起，仔细看刻线和抛光方式。唐代玉器有几类典型特征：线刻更细，动物形态偏自然，局部用阴刻线表现毛发或肌理，而且常见温润的青玉。 赵涛在地方博物馆做过调研，知道唐代玉器在宋元明清之后常被仿制，但仿品通常刻线发僵，转折处不够自然。摊主越看赵涛越认真，心里更不安。 赵涛这时才开口：“愿意出500元，但有个条件，摊主不能再对外说什么祖传明朝，摊主得承认是挖出来的。”摊主听到“500元”眼睛都亮了，那年代这不是小数目，摊主立刻点头，像怕赵涛反悔一样。 玉兔到手后，赵涛没有把这当成“发财的机会”。赵涛回到住处，第一件事不是找买家，而是找资料。那段时间，学术氛围刚开始回暖，很多停滞的研究重新启动。 赵涛能翻到的书不算多，更多靠跑图书馆、抄笔记。赵涛把玉兔放在桌上，先用尺量尺寸，再画草图，记录兔耳、兔足、背部线条。 赵涛甚至把玉兔在不同光线下照相，对比阴刻线在侧光下的变化。赵涛意识到，这种细致并非“矫情”，而是做断代、做器物学最基本的步骤。 赵涛后来写下的研究，重点在两条线：一条是器物本身的风格特征，一条是唐代宫廷赏赐与玉器使用。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时间为712年至756年，杨贵妃杨玉环生于719年，死于756年马嵬坡之变。唐代宫廷礼赠频繁，玉器常作为赏赐之物出现。 《旧唐书》《新唐书》中虽不会逐件记载礼物的细节，但对于皇帝宠幸与赏赐的制度、规模多有记录。赵涛并没有把玉兔“神化成证据”，赵涛做的只是推断：如果玉兔风格与唐代宫廷制器接近，那么它可能与宫廷生活相关，甚至可能出现在玄宗时期的赏赐体系中。 研究越深入，赵涛越觉得不能把玉兔长期留在自己手里。原因很现实：当时民间保管文物的条件差，防火、防盗、环境控制都做不到，稍不注意就会损坏。 更关键的是，国家层面的文物保护制度正在逐步建立。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颁布，开宗明义提出要加强文物保护、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并促进科学研究与爱国主义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