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总是退，总是忍让；最让人头疼的是，中国从来没有灭亡日本的军事计划与准备，整个社会整个国家都是过分的善良和平。   纵观千年，从盛唐到晚清，我们对这个一衣带水的邻邦，始终扮演着一个过于仁慈的“教化者”角色。   唐朝时，日本遣唐使前来，我们几乎是倾囊相授，将最先进的文化、制度、技术毫无保留地送了出去，希望他们能成为一个懂礼数的学生。   到了明清，当年的学生变成了海上凶狠的倭寇，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是“赶走就算”   。我们习惯于将他们驱离海岸线，却很少思考如何根除这个祸患。   这种思维的根源，深植于农耕文明带来的守成心态之中。   我们的祖先习惯于修筑高大的长城，而不是打造远征的舰队。   我们习惯于在自己的土地上“讲道理”，而不是到别人的地盘上“亮拳头”。   这种近乎天真的善意，在弱肉强食的国际关系丛林里，被对手精准地解读为战略上的软肋。   甲午战争的惨败，就是这种软肋被撕开的最大伤口。论国力，当时的大清远在日本之上。   我们投入了六十多万军队，而日本倾其所有也不过二十多万人。   可结果呢？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一纸《马关条约》让我们赔掉了两亿多两白银。   这笔钱，相当于日本当时数年的财政收入。更屈辱的是，我们还割让了台湾和威海卫，彻底丧失了对朝鲜的宗主权。   失败的根本原因，并非士兵不够勇敢，也不是装备一无是处，而是国家层面意志和准备的巨大差距。   当日本明治维新后将财政收入的三成以上投入军事，举国上下都在为一场国运之战赌命时，我们的朝廷却还在幻想用“万国公例”来避免战争。   前线对日军的情报几乎一片空白，整个国家都沉浸在一种虚幻的优越感中，毫无准备。   这种战略上的被动，在民国时期延续并放大了。九一八事变不是偶然，是日本在东北长达数十年精心布局的结果。   他们通过移民、间谍、经济渗透，早已将黑土地视作囊中之物。而我们呢？东北军得到的命令，竟然是“不抵抗”。   短短三个月，大片国土沦丧。当时的国民政府，依然没有下定决心进行殊死一搏，反而天真地寄望于国际联盟的调停。   事实证明，这不过是又一次与虎谋皮。直到卢沟桥的枪声响起，我们才被迫全面抗战，但战略主动权早已尽失。   这种屈辱的根源，就在于我们始终缺乏一种“彻底解决对手”的战略思维。   我们总是在被动地做出反应，而不是主动地进行预案和威慑。   我们总是在思考如何结束眼前的冲突，而不是如何赢得长久的安宁。   二战结束后，这种“过分的善良”再次上演。我们主动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索赔，对抓获的战犯进行人道的教育和改造。   我们真诚地希望用宽恕换来永久的和解，期待这个邻国能够彻底反省，洗心革面。   然而，现实给了我们一记响亮的耳光。日本凭借战后机遇迅速崛起，但其国内的右翼势力也随之抬头。   他们篡改历史教科书，将侵略美化成“进入”；政客们年复一年地参拜靖国神社，向甲级战犯的亡灵致敬。   我们的善意，没有换来感恩，反而被他们当成了软弱可欺的证明。   在钓鱼岛等核心利益问题上，他们不断发起挑衅，试探我们的底线。   这血淋淋的教训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和平从来不是靠祈祷或道德感化得来的，而是靠实力和意志撑起来的。   所幸，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再是百年前那个羸弱和天真的国度。   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在坚持和平发展路线的同时，从未放松过对国防现代化的追求。   今天的“不侵略”，早已不是源于无知或无力，而是建立在强大实力基础上的“不愿”和有底线的克制。   “解放军打‘独’促统不停歇，‘台独’挑衅一次我们就加压进逼一步”。   福建舰航母编队航经台湾海峡的正常训练，就是这种决心的最佳注脚。   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全世界，在核心利益上，我们不挑事，但绝不怕事。   当然，我们的强大并非为了成为另一个日本，去复制那种靠战争崛起的路径。   2025年，中国军队积极参与上合组织防长会、中拉高级防务论坛等多边活动，加强与世界各国的战略沟通。   我们反复强调，中国坚定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   善良依然是我们的美德，但今天的善良必须长出獠牙。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珍视和平，但也比任何时期都更有能力捍卫和平。   一个不再抱有幻想，做好了万全准备的中国，才是对那些蠢蠢欲动的势力最有效的镇定剂，也是对地区和世界和平最可靠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