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基本上没有贪官，知道为啥不？包拯当开封市市长的时候，年薪换算成现在的人民币，大概有一千万左右，宋朝宰相一个月的工资，购买力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三十万元人民币，这说明宋代官员的俸禄非常高，这也是一种高薪养廉的思路，所以两宋时期很少有贪官。   宋朝给官员发工资，那真是下了血本，就拿包拯来说，他在开封当一把手的时候，一年能拿20856贯铜钱，这20856贯是啥概念？按宋朝当时的米价换算，相当于现在1300多万人民币！这工资水平，放现在也是妥妥的“年薪千万俱乐部”成员。   宰相的工资更夸张，北宋宰相一个月的俸禄，折合成人民币大概30万，就连最基层的县令，一个月也能拿6.4万，除了现金，宋朝官员还有各种补贴，比如职钱（岗位津贴）、禄粟（粮食补贴）、衣赐（衣服补贴），甚至还有茶酒钱（喝茶喝酒的专项经费）。   包拯除了工资，还有2000亩职田，这些田地的产出全归他，再加上朝廷发的丝绸、马匹，这收入简直没法算。   宋朝为啥敢给官员发这么多钱？说白了，就是有钱，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后，怕武将造反，就重用文官。 为了拉拢士大夫阶层，他决定用高工资换忠诚，让官员们“不想贪”，而且宋朝商业发达，税收多，朝廷年收入能达到1.2亿贯，财政充盈，发得起这么高的工资。 宋朝虽然工资给得高，但监督机制却漏洞百出，那时候没有现代的财产申报制度，官员有多少财产，朝廷根本不清楚，贪污的手段也隐蔽，比如通过“恩荫制度”和“科举舞弊”来捞好处。   北宋末年的蔡京就是个典型例子，他当宰相的时候，工资已经高得离谱，但他还不满足，通过垄断茶叶专卖、操纵盐铁贸易来聚敛财富。   他在京城建的宅子，规模堪比皇宫，家里金银珠宝堆成山，你说他缺钱吗？显然不缺，但他就是要贪，因为没人能真正管住他。 宋朝的法律对贪腐的惩处力度，比前代松多了，《宋刑统》规定，贪污满30贯才处死刑，而唐朝只需要20贯，这意味着在宋朝，官员贪污的风险更小，成本更低。   南宋的贾似道更过分，他在临安城外建了个“半闲堂”，整天在里面喝酒玩乐，纵情声色，他家族控制的田产，占全国耕地的十分之一，相当于现在一个大型企业集团的规模。   但这么严重的贪腐行为，朝廷却始终没严惩他，这种“高薪低罚”的组合，让官员们心存侥幸，觉得贪点也没事。 宋朝的官僚体系膨胀得厉害，通过科举、恩荫等途径，官员数量从真宗时期的1万多人，激增到徽宗时期的4万多人，这么多官员，都要拿高薪，财政压力可想而知。   每个官员都拿着国家的高工资，但有些人还不满足，还想通过其他方式敛财，比如土地兼并，官员们利用职权低价买地，再高价卖出，赚得盆满钵满。   还有商业垄断，官员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控制市场，抬高物价，从中牟利，这种“明薪高、暗利厚”的现象，让宋朝的“高薪养廉”彻底变了味。   咱们现在说反腐，不能光盯着工资高低，新加坡的“高薪养廉”模式就值得借鉴，但人家不光工资高，还有严格的财产申报、独立的反腐机构和严厉的刑罚。   在新加坡，公务员收受价值超过50新元的礼品都必须上报，否则可能面临监禁，这种“高薪+严管”的组合，才真正实现了吏治清明。   宋朝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遏制腐败不能靠单一手段，当权力缺乏制约时，高薪可能成为腐败的催化剂，而不是抑制剂。   北宋末年的“流民图”事件，官员们拿着高薪却对民变视而不见，最终导致靖康之耻，南宋末年，贾似道集团垄断朝廷，让崖山海战成了必然结局，这些案例都说明，没有制度约束的财富分配，最终会反噬政权本身。 站在现在看宋朝，我觉得“高薪养廉”这个思路没错，但得配套制度，光给钱，不管怎么花，不管有没有其他收入，那肯定不行。   现代反腐得构建“三位一体”的体系：一是建立跟经济发展同步的薪酬增长机制，让公务员不用为基本生活发愁，减少生存型腐败。   二是完善财产公开和大数据监督系统，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谁贪污一目了然，三是强化司法独立和舆论监督，形成“不敢腐”的震慑，让贪官不敢伸手。   宋朝的兴衰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人性和制度的永恒博弈，咱们现在讨论公务员薪酬，不能只看数字高低，得想怎么用制度设计平衡激励和约束。   毕竟真正的廉洁不是靠高薪买来的，是靠制度管出来的，这个道理，一千年前的宋朝已经用血泪教训告诉咱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