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张桂梅受邀做客央视，刚到演播室，导演瞅了她一眼，皱眉说“你这身衣服不行，要换身正装。”张桂梅尴尬一笑说“没有”。旁边的人惊诧问“华坪县不是给了7000块钱买衣服吗，钱呢”？ 第一次被追问那七千块钱去哪儿时，张桂梅扯了扯衣角，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说“都投资了”，身边的人一头雾水，只有她心里清楚，这些钱变成了教室里的电脑和女孩子们手里的课本。 十七岁时，她从辽宁远赴云南支边，后来和丈夫在大理教书，相濡以沫的生活被一纸癌症诊断生生截断。 丈夫去世后，她离开伤心之地，申请到更偏远的华坪任教，没想到自己也被查出腹中长了近五斤重的肿瘤。为给丈夫治病早已花光积蓄，如今连救自己的钱都没有，她在讲台上昏倒，命悬一线。 在那个贫困的小县城，学校老师和老百姓凑起了她的救命钱。有人清晨摸黑出门翻山越岭，只为送来手里仅有的几块钱，有山里妇女把五元路费全捐出来，宁愿步行几十里回家。张桂梅边流泪边收下，暗暗立下誓言：既然是大家把她救活了，这条命就要还给这里的孩子。 回到学校，她却发现，许多女孩在临近考试时突然“消失”。顺着名单一家家往山里找，她在一间间土屋里看到贫穷、重男轻女怎样一点点把女孩从课堂推走。 那天，一个被迫辍学的女孩红着眼对她说“我不想上学了”，她几乎是本能地把孩子揽在怀里，当场说“跟我走，在我那吃在我那住，把书读出来，不走出山，你们怎么活”。 越往山里走，她越看清恶性循环：没有教育的女孩成了没有选择的母亲，又养出下一代的贫困和无知。要改变这一切，光资助几个孩子远远不够，她心里渐渐成形一个大胆念头，要办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贫穷不再成为不读书的理由。 所有人都说她想得太美，她就背着荣誉证书的复印件站在昆明街头，一遍遍给陌生人讲自己的想法。有人不耐烦，有人骂她是骗子，还有人朝她吐口水、用狗把她赶走。五年下来，她只凑到一万元，却始终不肯说出“算了”两个字。 二〇〇七年，她被选为十七大代表，获邀进京参加盛会，县里特批七千元置装费。别人劝她买一身像样的衣服，她只挑了最便宜的一件上衣，把剩下的钱全部“投”进还在筹建的女高。 也正是在北京，她把这些年的故事讲给记者听，《我有一个梦想》很快见诸报端，丽江市和华坪县各拨一百万元，社会捐款接踵而至，原本画在纸上的学校终于在大山间立了起来。 二〇〇八年，华坪女子高中开学，张桂梅既是校长也是“管家”。学校只收最贫困的女孩，基础薄得惊人，有人摸底成绩只有几分，老师哭着来辞职，说教不动。 她知道这些孩子没有退路，只能用最笨的方法往前挤时间。清晨五点起床，六点上课，晚上十点自习结束，回到宿舍走廊还要再学一个小时，吃饭十分钟，上厕所三分钟，全校像一台咬牙咬到极限的机器。 为这所学校，她把钱一笔笔往外挤，自己的生活却精打细算到一天只花几块钱。肺气肿、肾囊肿、颅骨骨瘤轮番找上门，她舍不得多花医药费，住院时对来看望她的县领导开口第一句话，是能不能提前预支丧葬费，好让那笔钱先用在孩子身上。 首届九十六名学生全部考上大学，之后华坪女高的升学率多年位居当地第一。走出大山的女孩成了老师、医生、警察，又回到更广阔的世界去托举别人。张桂梅说，清华北大不是我们的终点，我们真正想培养的，是有信仰、对人民有用的人。 这些话听上去很大，可她给出的答案却很朴素：把本该花在自己身上的钱，一点一点“投资”给学生，把本可以在病床上多休息的时间，全部用来在四层教学楼里上下奔走。 等到年岁渐长，她只盼着还能多撑一阵，再多喊几次“孩子们，起床了”，让更多女孩有机会从这座大山里挺直腰杆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