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去任何寺庙，他坐着，却让你跪着！ 在城郊那片静谧的陵园里，风似乎总是比别处要急一些。每逢祭扫的日子，父亲总是习惯拎着两束白菊，脚步拖沓地穿行在碑林间。这位退休的历史老师一辈子不信神佛，不去寺庙烧香许愿，唯独对这里的那座矮坟有着近乎执拗的虔诚。 也是站在那里我才真正听懂了父亲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寺庙里的泥胎塑像，它舒舒服服坐着，却要让你跪着乞求；而这陵园里的英灵，他们把自己永远地埋进土里躺着，只为了能让你挺直了脊梁站着。 父亲指着的那个名字叫王德顺，牺牲时不过二十三岁，那是他的爷爷，也是我的太爷爷。岁月风雨无情，侵蚀得墓碑略显斑驳。然而，其上字迹依旧清晰，宛如利刃深刻心口，每一笔都似镌刻着往昔的记忆，让人难以忘却。就像那个年代千千万万个奔赴战场的背影一样，太爷爷走的时候连个大名都写不利索。他在那张早已泛黄碎裂的纸条上留下的愿望朴素得让人心酸：打跑坏人，回来给娃买糖，以后我们就能站直了种自己的地。 现在的年轻人恐怕很难理解“站着种地”是什么奢望。可在那个被外敌和伪军横行霸道的年月，老百姓想在自家地里刨食，见着拿枪的得点头哈腰，辛苦种出的粮食得先供奉给那一帮“大爷”。太爷爷当年也是个倔脾气，因为不想让刚出生的孩子以后也要弯着膝盖活人，揣着家里仅剩的半个玉米饼，头也不回地融入了那支向北开进的队伍。 当太爷爷的背影消失在村口时，他或许并不知道自己将会面对怎样的极寒地狱。那一年的冬天格外漫长，在那遥远的朝鲜北部，有一个叫长津湖的地方，气温常常跌穿零下30摄氏度，冷到连石头似乎都要冻裂。 当时的志愿军第九兵团，其实原本是准备在温润的华东地区执行解放台湾任务的。从江南水乡紧急调令北上，宋时轮麾下的那十几万大军甚至连像样的冬装都没来得及置办齐全。在那列向北疾驰的闷罐车里，许多和太爷爷一样来自山东的庄稼汉、或是浙江的渔民子弟，往单薄的棉衣里拼命塞着稻草。他们大多只有十八九岁，甚至都没见过那般刺骨的雪，可心里头都揣着一团火——那团为了家国能“站着”的火 战场从来不讲情面，零下40摄氏度的极寒不仅要考验人的意志，更要考验血肉之躯的极限。就在1950年的那个冬天，像太爷爷这样想给家里“买糖吃”的战士们，在盖马高原上遭遇了装备着顶级美式火器的强敌。 那时候打仗多难啊，没有能御寒的羽绒服，也没有那种吃了能发热的军粮。在美军陆战一师企图撤退的必经之路上，有些连队的战士奉命潜伏设伏。他们趴在雪窝里，哪怕四肢百骸都在寒风中慢慢失去知觉，也没有一个人动弹一下。 后来当敌人摸上来时，眼前的景象让那些傲慢的美国人都感到了某种来自灵魂的震颤——整整一个连队的中国士兵，保持着战斗的姿势被冻成了“冰雕”。有人手指还死死扣在扳机上，有人怀里还揣着硬得像石头一样的冻土豆，他们这辈子最大的也就三十来岁，最小的还是个十六岁的孩子。 这哪里是在打仗，分明是在拿命去填那个让后辈尊严站立的坑 在那场后来被称为长津湖战役的厮杀中，也不乏震撼世界的奇迹。那是美军那个引以为傲的“北极熊团”，愣是被志愿军27军的战士们给生生包了饺子。没有坦克，我们的战士就抱着炸药包在雪地上爬，靠血肉之躯去炸那钢铁怪物；手冻僵了拉不开弦，就用牙齿去咬手榴弹的拉环。 四天四夜的血战，北极熊团的团旗被缴获，那是整个战争期间志愿军唯一一次成建制地歼灭美军团级战斗单位。代价也是惨重的，那一仗打下来，好多连队能重新站起来集合的人，连出发时的三分之一都不到 还有那位叫杨根思的连长，二十八岁，正是人生最好的年纪。在下碣隅里的1071.1高地，为了切断敌人的退路，他带着战士们接连打退了敌人八次进攻。当阵地被炮火翻了一遍又一遍，当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最后只剩下他一人时，面对冲上来的敌人，他没有退，而是抱起最后的炸药包冲进了敌群。 随着那一声明知必死的巨响，那些从没吃过多少糖、没享过一天福的年轻人，用最决绝的方式把那些想要回家过圣诞节的美军幻想击得粉碎。虽然那场战役让兵团付出了冻伤减员两万多人的沉重代价，但正是因为这群人不计生死的阻击，收复了三八线以北的东部广大地区，才真的扭转了朝鲜战场的局势 父亲弯下腰，用袖口轻轻擦拭着“王德顺”那个名字上的灰尘。他低声念叨着，说现在老家的地种什么自己说了算，家里的孩子上学再也不用给谁鞠躬，那种叫“糖”的玩意儿，如今多得怕坏了牙。 太奶奶守了一辈子那个木盒子里的纸条，直到那一纸阵亡通知书传来，那个承诺要买糖的人永远留在了二十三岁的春天。家里为了不让他断了香火才过继了后代，就是要告诉地下的他：你看，你豁出命去护着的人，现在都好好地站着呢。 在这个不需要再向谁卑躬屈膝的年代，或许我们真的该换个方式思考所谓的“求神拜佛”。你去庙里拜那个泥像，那是你在求它；而来这烈士陵园，看着满山的青松翠柏，你应该知道，是你现在的“站着”，是无数个他们心甘情愿地“躺下”换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