尿毒症男孩跑外卖求一句“加油”，生活的难，他扛得很认真 在镜头前，那个看起来有些斯文、戴着眼镜的男生有些羞涩，他没要捐款，也没诉苦，只是轻轻开口求一句“加油”。这一幕发生在他刚刚把车停稳，或是刚刚结束了一次长达四小时的治疗之后。他叫林宇，25岁，一个早已习惯了手臂上密密麻麻针孔的外卖骑手。在这个只要按时送达就能获得收益的算法系统里，没人知道这个年轻人的电动车后备箱里，除了待送的餐食，永远塞着一袋救命的药和一瓶必需的温水。 那个装着药的保温袋，和那辆花800块买来的二手电动车，构成了林宇对抗命运的全部装备。四年前，一场原本为了入职而做的体检，直接给当时21岁的他判了“双肾衰竭”。从此，生活被切割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在医院里，看着血液流过透析机，忍受着四小时漫长的清洗，以及随之而来的头晕、乏力和低血压；另一部分，是在透析结束后，他在早餐摊买个包子，就着温水吞下，然后跨上电动车冲进车流。 很多时候，路人只能看到他把头盔擦得锃亮，工装穿得干净利落，却看不到他在送那个六楼无电梯订单时，是怎么咬着牙一级一级往上挪的。透析后的副作用让他的膝盖发软、眼前发黑，短短六层楼，他不得不中途停下来歇了三次，手撑着膝盖大口喘气，心脏仿佛要从胸腔里跳出来。那一单能赚八块钱，是他为了这八块钱在拼命，更是为了向所有人、包括他自己证明，他不是个废人。 并不是没想过找份“体面”的工作，但现实往往比身体的病痛更冷硬。他也试过去坐办公室，但透析后的虚弱让他连半天都坐不住，头晕恶心让他无法集中精力；去面试其他岗位，只要一坦白病情，雇主眼里就会流露出那种名为“担忧”的拒绝——怕他出意外，怕他效率低。 只有外卖行业，不仅没那么多门槛，更重要的是时间灵活。林宇能把接单的节奏卡在透析的间隙里，尽管这种“自由”是用身体的极度透支换来的。医生不止一次叮嘱要控制饮水、避免劳累，可在这座城市穿梭时，为了防止超时，他连一口水都不敢多喝，嘴唇干起皮了，就忍着。 对于林宇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份生计，更是一道算术题，他在用自己的体能去换取家庭的尊严。那个南方小城里的家，早已为了他这几年的治疗掏空了底子。父母作为普通农民，一辈子土里刨食攒下的那点积蓄很快见了底，甚至把老家的老房子都卖了，还要看亲戚脸色借钱。每当看到父母那日渐佝偻的背影，林宇心里的痛感比扎针还尖锐。他租住在城中村三百块一个月的单间里，即使夏天闷热、冬天漏风，还没有独立卫生间，他也觉得足够了，只要能从每个月的跑单收入里省下房租和药费，剩下的每一分钱都能存进那张“肾移植基金”的卡里。 好在，日历翻到2025年11月，新的政策终于让压在他心头的石头轻了一些。尿毒症减负新政的落地，让常用的耗材、药品大幅降价，报销规则也优化了，算下来每个月能少花1800元左右，再加上医保能报销七成，那些彻夜难眠担忧透析费的日子终于少了些。 但他不敢停，手机里那一笔笔几块、十几块的进账，不仅仅是生活费，更是他想要给父母减负的急切心情。现在他每天跑30单左右，除去平台抽成，一个月拼下来能有四千多块。这笔钱，是他身为儿子的底气。 这种生活节奏里的苦，他从不轻易对外人讲。遇到恶语相向的顾客，因为迟到几分钟而被指责，或者商家出餐慢导致超时，他都默默受着，下次来得更早点，把歉意说得更诚恳点。 但他也会因为陌生人的一点点善意而记很久，比如有顾客留意到他手腕上的针眼，多塞给他一瓶矿泉水；比如雨天送晚了，对方在备注里写的那句“注意安全，不急”。他手机壳背面贴着一句话，磨损的边缘透着这几年的沧桑：“跑一单就多一份收入，多活一天就多一点希望。” 其实，林宇并不是孤例。在数据冰冷的统计表背后，是全国超过200万的尿毒症患者，其中像他这样需要长期透析维持生命的就有118.3万人。 在广州城郊被称为“尿毒症工厂”的地方，有几十名患者白天做手工、晚上去透析；陕西那个37岁同样跑外卖的晚期患者高先生；还有那个直播四小时才赚20块也不愿放弃的27岁山东姑娘于悦。他们都在生活的泥沼里，试图抓住一切可以抓得住的稻草，不是为了上岸，只是为了不沉下去。 所以，当林宇坐在路边，因为身体实在难受而感到心里憋屈时，他对镜头说出的那个愿望显得那么卑微又奢侈。他不敢喝饮料，不敢吃重油重盐的美食，甚至不敢奢求大富大贵，他只是想要一句“加油”。 这两个字对他而言，不是廉价的同情，更不是网络上轻飘飘的点赞，而是一种确认——确认他即使带着破碎的身体，依然有资格被当作一个普通的劳动者来尊重，确认他咬牙坚持的每一个日夜是有意义的。那些手机屏幕里跳出的陌生鼓励，成了他在疲惫至极时的一点甜头，让他觉得，这漫长的黑夜里，自己并不完全是孤军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