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0年，221名英国女囚漂洋过海抵达澳大利亚，下船时几乎全部怀孕——这不是意外，是大英帝国用底层女性的子宫开疆拓土的人口实验。 1788年英国才在新南威尔士建立第一块殖民地，首批移民里90%是男囚，男女比例高达8:1。 根据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殖民史研究资料，初期殖民地连基本的家庭结构都无法形成，男囚酗酒斗殴、逃亡成风，还频繁与土著居民爆发冲突，殖民统治随时可能崩盘。 更关键的是，英国急需巩固这块南半球殖民地，对抗荷兰、法国在周边的殖民渗透，而稳定的人口是最核心的筹码。 本土的“囚犯过剩”问题，让英国找到了“一举两得”的解决方案，18世纪末的英国，工业革命挤压了大量底层劳动力，偷窃一块面包、一条手帕都可能被判处流放。 当时英国监狱人满为患，把囚犯流放到澳大利亚，既能清空监狱，又能给殖民地补充“人力”。 但光有男囚不行，殖民地要长久存续，必须有女性繁衍后代，于是，女性囚犯成了帝国殖民计划里最廉价、最易操控的“生育资源”。 221名女囚的筛选本身就藏着猫腻，绝非随机流放。根据ANU整理的英国殖民当局档案，这批女囚大多是15-30岁的年轻女性，几乎都没有严重暴力犯罪记录，多因偷窃小额财物被判刑。 殖民当局特意避开了年老、患病或有生育障碍的女性，甚至在审判时就有意识地将符合条件的女囚集中归档，目标明确——就是要找能生育、易管控的“合格母体”。 15岁的安妮·巴克和玛丽·库克西就是其中代表，她们因偷窃布料被判刑，刚达到法定年龄就被塞进了流放船。 六个月的跨洋航行，成了这场人口实验的“实施阶段”。运输船的管理规则早已为“受孕”铺路：男囚和女囚虽分区关押，但船员和看守有绝对权力随意调配女囚，甚至存在公开的“性剥削许可”。 有殖民史学者通过还原当时的船载日志发现，船长会默许男囚用食物、淡水换取与女囚接触的机会，而看守对此视而不见。 更残酷的是，反抗的女囚会遭到严厉惩罚，要么被锁在甲板暴晒，要么被剥夺食物，不少人在高压下被迫接受，还有些人为了活下去主动迎合。 女囚下船时的惨状，更印证了这场实验的非人道。ANU的研究文献记载，首批登陆的女性囚犯“几乎全裸，饥饿不堪，浑身是病，满是虱子，被滑轮吊下船时已经昏迷不醒”。 221名怀孕女囚里，不少人同时患有坏血病、痢疾，还有人因孕期营养不良导致身体畸形。 15岁的玛丽·库克西虽幸运活了下来，却落下病根，最终在1812年死于蛇咬伤，年仅37岁，生前还经历了两次婚姻，生下两个孩子，一辈子都没摆脱殖民工具的命运。 当时英国殖民当局在殖民地推行的政策，更直接暴露了人口实验的本质：怀孕女囚能获得额外的食物配给，生下孩子后还能减免刑期；而没有怀孕的女囚，会被强制分配给男囚当“妻子”，甚至被当作“奖励”分给表现“良好”的殖民者。 这场人口实验，其实是大英帝国“韦克菲尔德殖民体系”的前奏，根据殖民史权威研究，韦克菲尔德的殖民策略核心就是“精准调配人口结构，实现殖民地经济自给”。 而1790年女囚的“生育任务”，正是这套体系的早期实践，通过控制女性生育，快速增加白人人口，稀释土著居民比例，同时建立稳定的家庭单位，为后续的农业开发、资源掠夺提供劳动力。 从结果来看，这场实验确实“奏效”了：到1828年，澳大利亚白人人口已从初期的几百人增长到近3万人，其中近半数是女囚后代。 18世纪末，荷兰已经在澳大利亚西部建立贸易点，法国也在考察南部海岸，英国急需通过人口扩张巩固对澳大利亚的控制权。 大量白人后代的出生，让英国在澳大利亚的殖民统治有了“人口基础”，后续才能通过武力驱逐、屠杀土著居民，逐步占领整个澳大利亚大陆。 可以说，女囚的子宫，成了英国殖民扩张的“隐形武器”。 ANU的研究团队通过碎片化的档案拼凑发现，这些女囚大多来自英国底层，原本就挣扎在温饱线，被流放后更是失去了所有尊严，成为帝国殖民机器的牺牲品。 而她们的后代，后来成了澳大利亚白人社会的“根基”，却很少有人知道自己的祖辈曾经历过这样的屈辱。 这场人口实验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澳大利亚。它不仅塑造了澳大利亚白人为主的人口结构，还导致了土著居民的边缘化和迫害。 同时，这段历史也成了澳大利亚社会的“隐痛”，直到20世纪末，澳大利亚官方才开始正视殖民时期对女囚和土著居民的迫害，但对这段人口实验的系统性反思仍然不足。 1790年221名女囚的悲惨遭遇，是大英帝国殖民扩张的缩影。所谓“用子宫开疆拓土”，本质上是把底层女性当成没有生命的工具，用她们的尊严和生命换取殖民地的稳定和帝国的利益。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西方列强的殖民霸权，从来不是什么“文明的传播”，而是建立在无数底层人民的血泪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