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汝昌战败后，拒绝投降，在将提督大印截角损毁后，吞食鸦片自杀。死后，朝廷并未就此放过他，光绪帝下令查抄丁汝昌全部家产，并让其穿囚服入棺，再用三根铁链锁住棺椁，十年不许下葬，死了都要锁在“牢”里。 1895年2月12日，威海卫刘公岛已经成了孤岛。 那天早上，一艘叫“镇北”号的炮舰挂着白旗开了出去。船上坐着程璧光，他手里攥着一封信，递给了日军司令伊东佑亨。这就是第一封请降书。 信里的大意是：我丁汝昌本来打算打到船沉人尽，但为了保全岛上官兵和老百姓的命，我愿意停战，把船和炮台都给你们，只要你们放过岛上的人。 很多人骂他软骨头。但你设身处地想想，当时岛上是个什么情况？ 外无援军，内无粮弹。日军的鱼雷艇半夜像鬼魅一样钻进来，把旗舰“定远”炸成了废铁。丁汝昌下令把“定远”炸毁，那火光照红了半边海，也烧光了水兵们最后的胆气。 那天晚上，成群结队的士兵和老百姓跪在提督府门口，哭着喊着求生路。丁汝昌不是神，他是个有血有肉的老头。他看着那些跟了自己多年的小伙子，看着岛上几千条命，他妥协了。他用自己的“一世名节”换了这几千人的“一条活路”。 到了2月13日，程璧光又去送了第二封信。这封信更关键，是商量具体的交接日期。 但有个细节很讽刺：后来的史学家发现，第二封信的笔迹跟丁汝昌完全对不上。其实，那时候丁汝昌已经“走”了。 2月11日深夜，丁汝昌在舱房里，面对着那张已经没有意义的海图，喝下了鸦片兑酒。他死得很慢，也很痛苦。就在他咽气的时候，岛上的道员牛昶昞等人为了怕日本人变卦，才模仿他的名义发出了第二封降书。 日本人其实很敬重他。伊东佑亨听说丁汝昌自杀了，下令全军禁止奏乐。日军甚至归还了一艘叫“康济”号的练习舰，专门让北洋官兵带着丁汝昌的灵柩离开。 这篇文章最想说的一点是：丁汝昌是被自己人“逼”死的。 就在丁汝昌在前方拼命的时候，后方的那些大官在干什么？ 山东巡抚李秉衡，手里攥着援军，就在几十里外，硬是见死不救。他在等什么？他在等丁汝昌垮台，等李鸿章丢脸。 京城里的那些清流文人，比如翁同龢的弟子文廷式，天天写奏折骂丁汝昌“贪生怕死”、“先知预避”。 丁汝昌在威海卫断粮的时候，北京城正在忙着给慈禧太后过寿。 他送出去的求救信，像石沉大海。那一刻，他面临的是一种被国家抛弃的绝望。 有人说他“已降复死死为谁”？我觉得这话太刻薄。他投降是为了保全下属，他自杀是为了成全节操。这两件事在他身上，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他尽到了对士兵的慈悲，也尽到了对国家的忠诚。 最让人心寒的还是朝廷的态度。 战败了，总得有人背锅。皇帝和大臣们不会错，制度也不会错，那只能是丁汝昌错。 于是，他死后被扣上了“畏罪自杀”的帽子。棺材上那三根铁链，锁住的不是丁汝昌的灵魂，而是清政府那点可怜又虚伪的自尊心。直到十年后的1910年，在萨镇冰等将领的奔走下，朝廷才给他平反，准许他入土安葬。 丁汝昌这辈子，其实是个悲剧英雄。 他本是陆军出身，却被派去管海军；他想报国，却遇上了一个烂透了的朝廷。 如果你去刘公岛，看看那些残破的炮台，你就能感受到那种窒息感。一个统帅，在最后一刻选择“只得一身报国，未能拖累万人”，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勇气。 我们不应该只记住他的投降，更应该记住他在绝境中，作为一个长官，对部下生命最后的温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