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才 50 岁，已经和老公分房睡 15 年了，更奇葩的是他们俩人要睡 3 个房间，我问她：“另外一间用来做什么呢？”她低头抿了口手里的保温杯，放下后才慢悠悠说：“那间是放我俩各自的‘老伙计’的。” 我当时听了愣了下，缝纫机我知道， 办公室的绿萝又抽了新叶，同事李姐端着保温杯坐在窗边。 阳光在她银白的发梢上跳，50岁的人，笑起来眼角的纹里都盛着暖。 她和老周分房睡15年，这事我们私下聊过几次，直到昨天我才知道，他们俩竟占着三个房间。 “另外一间用来做什么呢？”我戳了戳她桌上的毛线团，那是给她小孙女织的虎头鞋。 她低头抿了口保温杯，枸杞在水里打着转，放下杯子时杯底和桌面碰出轻响，才慢悠悠说：“那间是放我俩各自的‘老伙计’的。” 我当时听了愣了下，缝纫机我知道，李姐退休后总在阳台踩得嗒嗒响，碎布头攒成小褥子，逢人就塞，说“老周腰不好，睡这个软和”；可老周的“老伙计”会是什么？他不是每天下班就窝沙发看新闻吗？ 李姐像是看穿了我的疑惑，从手机相册里翻出张照片：第三个房间的门开着，左边立着台半旧的蝴蝶牌缝纫机，踏板上还搭着块没缝完的蓝印花布；右边靠墙摆着个木工台，刨子、凿子、卷尺整整齐齐挂在墙上，台面上躺着个快成型的小木车——是她小孙女念叨了好久的玩具。 “老周年轻时是木匠，后来厂子倒了才去开货车，那套工具跟了他三十年，比我嫁给他还早呢。”她指尖划过屏幕上的木工台，“分房第一年，他半夜总在客厅磨刨子，说睡不着；我呢，缝纫机放卧室，踩起来吵得他头疼，后来干脆把客房腾出来，一人一边，互不耽误。” 原来我们都想错了，以为分房是感情淡了，却忘了婚姻里最难得的，是给对方留一块“自己的地方”。 李姐说，现在他们每天早上还是一起出门买菜，老周拎着菜篮走在前头，她跟在后面数他鬓角的白头发；傍晚她在缝纫机前忙活，就能听见隔壁传来“沙沙”的刨木声，像两只老蟋蟀在合唱。 15年，没红过脸，没冷战过，连小区门口的保安都说：“老周李姐啊，天天手拉手散步，比小年轻还黏糊。” 婚姻里的“距离”，有时不是减法——它不是分房睡的冷清，而是你在缝纫机前哼歌时，知道隔壁有人在为你孙女做木车；是他磨好一把新凿子，第一个想给你看看锋不锋利。 那些被我们误读的“奇葩”，或许正是别人用了十几年才摸索出的相处之道。 夕阳把绿萝的影子拉得很长，李姐的保温杯里飘出淡淡的菊花香。 我忽然想起她昨天说的：“过日子嘛，哪有什么标准答案？你舒服，他也舒服，就挺好。” 可不是吗？这世上哪有那么多轰轰烈烈的爱情，更多的，是两个“老伙计”带着各自的“老伙计”，在烟火里慢慢走，慢慢熬，熬出最踏实的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