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上海知青戴建国不顾反对娶了一农村女子，谁知娶回家当晚，妻子就大喊大叫，冲过去一拳将他打得流鼻血，撕了他书稿，事后，岳母叹气道：“你丢下她，自己回上海生活吧！”哪料他却眯着眼笑道：“没事，我喜欢！”听到女婿这样说，岳母既欣慰又感动。 这事说起来，还得从几年前的田埂上说起。 戴建国刚下乡那会儿，拿锄头都手抖，干农活慢得像蜗牛。 村里的玉凤是出了名的“铁姑娘”，割稻子比男人还快，见他总落在后面，就默默帮他把剩下的垄沟刨完。 他过意不去，晚上就着煤油灯教她写字，她握笔的手满是茧子，铅笔头在纸上戳出一个个小洞。 好景不长，闲言碎语就像田里的蝗虫，扑头盖脸地来。 “城里知青逗弄乡下姑娘”“怕是要耍流氓”，话传到玉凤爹耳朵里，老人提着扁担就找上门，红着眼吼戴建国“滚远点”。 玉凤躲在门后哭，他想解释，却被推搡着赶了出去。 那时候他才明白，有些门，不是靠真心就能敲开的。 1977年冬天，广播里突然说恢复高考，戴建国的心一下子揪紧了。 回上海备考那天，玉凤在村口送他，棉袄领子都磨破了，还硬塞给他两个煮鸡蛋。 “你还回来不？”她问得小声，风一吹就散了。 他攥着鸡蛋，手心里全是汗，“会的”两个字说得跟发誓一样。 他以为这是希望，却不知道这一转身，玉凤的日子掉进了冰窖。 戴建国走后，村里的闲话更难听了。 玉凤爹娘觉得抬不起头，逼着她嫁给邻村一个死了老婆的男人。 她把自己锁在屋里，哭着喊“我等戴建国”，可门板被斧头劈开，她被按在炕上打得浑身是青。 后来她就不怎么说话了，眼睛直勾勾的，有人说她是被打傻了，也有人说她是想戴建国想疯了。 等戴建国揣着大学录取通知书回来，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玉凤。 她坐在门槛上晒太阳，头发乱糟糟的，看到他也没反应。 她爹娘扑通就跪下了，“是我们对不住你，你带她走吧，别让她在这儿遭罪了。”他没说话，蹲下去摸了摸她的头，她突然“哇”地哭了，喊了声“建国”。 那一刻，他心里有个声音在说，娶她。 新婚那晚，玉凤看到他书桌上的书稿，突然像被点燃的柴火，扑过去又撕又打。 他知道，那是她心里的刺那些日子她等不到信，以为自己被丢下了。 鼻血滴在撕碎的纸上，他没躲，就由着她打。 等她哭够了，他才拿毛巾擦她的手，“没事，我喜欢。”这话他说得轻，却像钉子一样扎进了日子里。 他们搬到了镇上，戴建国在中学教书，玉凤就在家待着。 他每天晚上都给她读课文，从“床前明月光”读到“春天来了”。 刚开始她还是呆呆的，后来听到“建国”两个字，会慢慢转过头。 有天他批改作业到半夜，回头看见她正拿着笔在纸上画，歪歪扭扭的，是他的名字。 我觉得，承诺这东西，有时候就像田埂上的野草，看着不起眼，却能在最难的时候扎下根。 后来玉凤能正常写字了，戴建国把被撕的书稿重新抄了一遍，她就坐在旁边帮他抚平纸角。 那些字里行间，有他下乡时的苦，有对她的歉疚，也有往后日子的盼头。 有人问他后不后悔，他还是那副眯着眼的样子，“她现在能叫出我的名字了，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