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的文件，在国内早已不见了，却在美国和苏联出现了 1921年夏天，中共一大在上海秘密召开，中途因巡捕搜查转移到嘉兴南湖的游船上。正是这次开天辟地的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 可谁也没想到，这些标注着党的初心与方向的珍贵文件，没过多久就在国内彻底没了踪影。直到几十年后，它们才相继在苏联和美国浮出水面，背后藏着一段布满风雨的历史往事。 文件为啥在国内丢了？看看当时的处境有多艰难。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还处于秘密状态，时刻要躲避反动势力的追捕。 1923年前后，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相关机构遭到法国巡捕的突袭搜查，不少重要资料被搜走，还牵连同志被捕，一大的文件正是在这次劫难中遗失的。 这一史实也得到陈独秀1923年8月向中共三大所作报告的印证，他明确提及相关材料因同志被捕落入法租界巡捕手中而遗失。 到了1937年，美国女作家尼姆·韦尔斯在延安采访一大代表董必武时，董老无奈地说，关于一大的所有记载都丢了，那份确立党的基本方向的纲领和决议，一份也没留存下来。连亲历者都只能惋惜，可见当时文件遗失带来的遗憾有多深。 甚至因为文件缺失，大家后来记不清一大确切召开日期，1938年毛泽东、董必武等同志商议后，将7月1日定为建党纪念日（1978年后经党史研究确证，一大实际召开日期为7月23日）。 国内遍寻无果的文件，最先在苏联露出了踪迹。这背后和共产国际的支持有关，当年一大召开时，共产国际派了马林、尼克尔斯基两位代表来指导工作。按照惯例，会议结束后，代表们要把相关文件交给共产国际存档，这些文件大概率就是被这两位代表带回了当时的苏联。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关系进入蜜月期，中共中央专门派杨尚昆等人前往莫斯科交涉，希望取回共产国际档案中有关中共的资料，这个请求得到了苏共的支持。1956年12月，18箱档案被运回北京，不过党史专家并未立即发现其中的一大文件俄文稿。 直到1959年8月，中央档案馆筹备处整理这批档案时，才发现了一大文件的俄文稿，随后专门请董必武审阅鉴定。 董老明确表示，在未发现中文原件的情况下，这份俄文稿是比较可靠的材料，这也让消失三十多年的红色印记首次有了权威佐证。 196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也发现了一大文件的踪迹，而这件事的关键人物，是当年的一大代表陈公博。 原来，一大结束后，会议授权新任书记陈独秀决定纲领和决议是否公开发表，陈公博负责把文件带到广州交给陈独秀。他在交差时悄悄抄了一份留存，后来脱离党组织，1923年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 1924年写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时，他把这份抄件译成英文作为附录。直到几十年后，该校教授韦慕庭在整理图书馆资料时，偶然发现了这篇论文，才让这份英文版文件重见天日。 需要说明的是，韦慕庭发现文件后，很快通过学术渠道对外传播，国内党史界在1960年代中后期已通过外文资料获悉这一发现，并非1972年才知晓，1972年是这份英文版文件相关资料更广泛、系统引入国内的时间。 有意思的是，美苏两国发现的文件，虽然语言不同，却能相互印证。两份文件标注的纲领序号均到15条，但实际都缺失了第11条的序号与内容，并非单纯缺少条文。 专家推断它们都源于同一中文原稿，只是翻译时的字句略有差异。如今我们看到的一大纲领，都是从这两个海外版本翻译回来的，而中文原稿至今仍未找到。 这些文件的流转历程，就像一部浓缩的早期党史。国内遗失，是因为革命初期的艰难险阻与档案管理的缺失；海外重现，则源于特殊历史背景下的档案留存机制。 它们跨越山海保存至今，不仅填补了党史研究的关键空白，更让我们看清了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的理想与追求，成为见证红色初心的珍贵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