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八路军缴获了两挺机枪，却苦于没子弹，几天后，一个农民拉来一辆粪车，嘿嘿笑道：“这里面可全是子弹。” 咱们常说，战争打的是后勤，打的是底气。但在1943年的华北敌后战场，八路军的底气，很大一部分是老百姓给的。 那时候的情况，难到了什么程度？日军的“扫荡”和“封锁”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公路沿线全是炮楼，铁丝网密得连兔子都钻不过去。国民党那边也断了供给，连一颗螺丝钉、一两火药都难运进根据地。 就在这年秋天，鲁南军区的战士们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缴获了两挺日军的九二式重机枪。这玩意儿可是好东西，乌黑发亮的枪身，看着就威风。可连长一摸弹药箱，心凉了半截——空的。仓库里翻了个底朝天，一共才凑出不到三十发子弹。 没子弹的重机枪，说白了就是两块沉甸甸的废铁。 战士们心疼得直跺脚，每天把枪擦了又擦，可看着空荡荡的弹位，谁心里都像猫抓一样。 就在大家愁得满嘴起泡时，村口传来了“吱呀吱呀”的木轮车声，随之而来的是一阵让人作呕的恶臭。 两个庄稼汉，张士钊和杜全德，推着一辆摇摇晃晃的粪车走进了驻地。粪车上堆着高高的茅草，还挂着黏糊糊的粪水，苍蝇在旁边嗡嗡乱转。战士们赶紧捂住鼻子：“老乡，这打仗呢，拉粪车往这儿凑啥？” 张士钊嘿嘿一笑，那是种只有庄稼人得手后才有的憨厚劲儿。他往四周瞅了瞅，压低声音说：“嘿嘿，别嫌臭，这里面有13箱弹药。” 战士们一听，全都愣住了。张士钊和杜全德手脚利索地扒开表层的粪土和茅草，下面竟然真的露出了整整齐齐的木箱子。打开一瞧，黄澄澄的子弹码得严严实实，甚至还有几箱手榴弹。 这一幕，在场的战士眼眶全红了。 这13箱弹药是怎么来的？说起来像个传奇，其实全是拼命换来的。张士钊和杜全德原本只是河北易县一带普通的庄稼人，平日里种地养家，可心肠是热的。他们看不得鬼子在村里横行霸道，早就跟游击队对上了号。 那天，他俩听说鬼子有一批弹药要从小路运往据点。两个没摸过枪的农民，硬是凭着对地形的熟悉，联络了几个民兵，用几声“土枪响”造了场“大伏击”。鬼子运输队以为中了埋伏，丢下东西就跑，张士钊两人趁乱把弹药搬上了事先准备好的粪车。 最难的不是截获，而是运送。 从截获点到八路军驻地，要经过好几个鬼子的岗哨。张士钊想了个“绝招”：把弹药藏在车底，上面铺上厚厚的干草，再浇上满满几桶稀粪。 过岗哨时，鬼子和汉奸端着枪想搜。张士钊故意装出憨厚样，拿起粪叉假装翻粪，嘴里嚷嚷着：“老总，这粪肥着呢，您给瞧瞧？”那股子恶臭直冲天灵盖，熏得鬼子捂着鼻子连声大骂：“快滚！快滚！” 就这样，两人顶着熏天的臭气，硬是走了几十里山路，把这批救命的物资送到了战士手中。 现在的我们，很难想象当时每一颗子弹的分量。根据《八路军后勤史》的记录，1943年是抗战最艰苦的一年。当时主力部队每个战士平均只有3到5发子弹。 打仗的时候，战士们通常只打三枪，接下来就是拼刺刀。 这不是因为勇敢，是因为真穷。 在那个年代，像张士钊、杜全德这样的农民，就是八路军的“隐形后勤部”。他们有的用扁担挑着粮食躲过封锁线，有的用棉袄裹着药品深夜爬过铁丝网。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在史书上可能只留下一个模糊的名字。 但就是这些最朴实的中国农民，用一辆辆臭烘恶心的粪车，撑起了民族的脊梁。 这种感情，不仅仅是支持，而是一种命连着命的信任。八路军为百姓挡子弹，百姓为八路军送子弹。这种军民关系，是任何先进武器都无法摧毁的堡垒。 那些子弹在随后的反扫荡战斗中发出了怒吼。两挺重机枪喷出的火舌，打得鬼子晕头转向。而张士钊和杜全德，在送完子弹后，只是拍了拍身上的灰，推着那辆还带着臭味的粪车，悄悄回到了自家的田间地头。 当他们拒绝了部队给的大洋，说出那句“能打鬼子就好”时，你会发现，真正的英雄从不在高台上，而是在这片厚重的泥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