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罗布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夕，为了防止敌人窃取情报。指挥部派出战士进入试验场巡查。突然，战士们发现远处有一架国民党的飞机，正停在沙漠之中！ 标题里提到的那架国民党飞机，它不是飞在天上的，而是真真切切地停在沙漠中心！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当时距离正式试爆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整个罗布泊那就是国家最高机密，连只苍蝇飞进来都得查查公母。就在这节骨眼上，巡逻战士突然报告：前面戈壁滩上趴着一架敌机。 当时的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将军，还有负责保密的参谋们心里得咯噔一下。难道情报泄露了？特务空降了？要是这架飞机带着炸弹，或者带走了试验场的土壤样本，那咱们举全国之力搞的“老邱”不就毁于一旦了吗？ 战士们端着枪，猫着腰，一点点向那架飞机靠近。风沙刮得脸生疼，大家心都提到嗓子眼了。可等冲到跟前一看，全傻眼了。 飞机确实是国民党的，但上面没人，也不是刚降落的。那机身已经被风沙打磨得露出了锈色，螺旋桨歪在一边，像个被遗弃的老古董。 原来这架飞机是早年间国民党飞行员在这一带迷航坠毁或者迫降留下的残骸。因为罗布泊这地方实在是太大、太荒凉，几十年没人烟，这飞机就跟“木乃伊”一样被沙子半埋着，成了大漠里的一个幽灵。 但这事儿给当时的指挥部提了个醒：保密工作，真的要了命了。 这时候你可能会问，既然形势这么严峻，美苏都盯着，咱们为什么要选在1964年10月这个点儿硬上？ 咱们得看看当时的国际大环境。那时候，美国人的侦察卫星“科罗纳”天天在咱头顶转悠。1964年8月，中情局就给白宫递了报告，说中国西部的核试验基地两个月内就能用。更有甚者，美国人当时还想拉着苏联，打算对咱们的核设施搞“手术刀式”打击，直接把咱们的核苗子掐死在摇篮里。 当时的压力有多大？周恩来总理甚至做好了两手准备：要么明年春天再试，更稳妥；要么现在就上。 当报告送到毛主席案头时，主席那气魄真不是盖的。他说了一句现在听来都热血沸腾的话：“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 这就是战略定力。你越是威胁我，我越要让你看看，咱们中国人不信邪！ 为了防贼，当时的保密措施做到了极致。在那个没电脑、没加密通讯的年代，张爱萍将军和李旭阁他们编了一套天衣无缝的暗语。 大家听听这些代号，特别有意思： 原子弹不叫原子弹，叫“老邱”； 装配原子弹叫“穿衣服”； 插接火工品电缆，因为像辫子，就叫“梳辫子”； 这种“土办法”在那个特殊年代，硬是织成了一张让敌人摸不着头脑的信息网。周总理当时细致到什么程度？张爱萍去开会，散会出门前，总理还要亲自掏他的衣兜，看看里面有没有随手记的小纸条，哪怕是一个数据、一个地名都不能带出去。这种严谨，真的是用命在守秘密。 咱得说句心里话，那时候的中国是真穷。 很多人可能听过陈毅元帅那句“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这话真不是夸张。那时候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大漠里的科研人员和战士们，那是真在吃苦。 李旭阁的日记里记着，在罗布泊，榆树叶子、沙枣籽，甚至骆驼草都成了充饥的粮。在核武器研究院，有的专家饿得全身浮肿，就靠一杯酱油汤或者几粒伊拉克蜜枣吊着精神搞计算。 邓稼先那会儿是理论部主任，他岳父许德珩心疼女婿，支援点粮票。老邓就把这几两粮票当成最高奖赏，发给那些计算又快又准的小年轻。 你敢想象吗？咱们这种足以改变世界格局的尖端武器，是这群人顶着饥饿，靠算盘和手摇计算机，一笔一画算出来的。这种精神，比原子弹的威力还大。 那天下午，罗布泊的气氛凝固到了极点。 14时59分40秒，主控站按下电钮。10、9、8……当最后一声“起爆”喊出口，一道比太阳还要亮万倍的闪光瞬间覆盖了戈壁。 张爱萍将军当时就在60公里外的观测点。他看到那朵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激动地抓起专线电话给北京拨号。 电话那头是周总理。张爱萍喊着：“响了！成功了！” 总理在那边非常沉稳，只问了一句：“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继续查清楚。” 随后毛主席也提出了同样的疑问。这不是不相信，这是对科学、对国运最极致的负责。 直到前线报告：“看到火球了，铁塔已经消失了！” 北京这才传出了雷鸣般的掌声。 那一晚，全中国都沸腾了。而就在同一天，那个曾经嘲笑我们“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撕毁援助协议的赫鲁晓夫，由于政变被赶下了台。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具有讽刺性的巧合。 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的第二天，李旭阁为了确认铁塔的毁伤情况，主动请缨，穿着笨重的防化服，坐着直升机飞到了爆心上空。那时候核辐射爆表，探测仪的指针都转疯了，但他就在那里盘旋了10多分钟，拍下了最珍贵的资料。 晚年的李旭阁老将军，因为当年的这些经历，身体受过损伤。他的夫人曾感叹，很多老战友都因为癌症走了。李老在2012年走的时候，非常平静。他留给后辈一句话：“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