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10日，李弥对部下大哭说：“我不能当共军的俘虏，你们投降后不要暴露我的身份，只要我能逃回去，对你们的家属我一定要照顾的。你们都可以放心！”师长周藩叹了口气，答应了李弥的要求。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进入了最后收官的“索命”时刻。 在河南陈官庄那片被炮火犁过无数遍的荒原上，曾经不可一世的国民党精锐早已成了瓮中之鳖。就在这一天的凌晨，第13兵团中将司令官李弥，正经历着他人生中最狼狈、也最“演技爆发”的时刻。 谁能想到，这位日后在滇缅边境翻云覆雨的“丛林之王”，此时正对着部下嚎啕大哭。 当时，李弥躲在第9军第3师的师部里。外面是华东野战军铺天盖地的冲杀声，屋里是面如死灰的残兵败将。师长周藩看着这个平时威风凛凛的长官，正像个丢了魂的孩子一样抹眼泪。 李弥一边哭，一边拉着周藩的手交底：“我不能当共军的俘虏，你们投降后不要暴露我的身份。只要我能逃回去，对你们的家属我一定要照顾的。你们都可以放心！” 这话听着情真意切，实际上逻辑很硬：你们替我顶包，我替你们养老。 这种临别嘱托，在那个信仰崩塌的瞬间，成了周藩手里唯一的“救命稻草”。周藩叹了口气，答应了。 于是，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周藩带着第3师上校以上的军官，规规矩矩地走向华野9纵的阵地缴械投降。而那位堂堂的兵团司令官李弥，则迅速抹掉眼泪，换上了一身破旧的伤兵棉服，把脸抹得漆黑，缩在降兵堆里，像个影子一样消失在了硝烟中。 不得不说，李弥不仅是个军人，还是个心理学大师。他太清楚杜聿明、邱清泉这些人的下场了，所以他选择了最不体面但最有效的路——跑。 说起李弥的“滑头”，就不得不提他的两个老搭档：杜聿明和邱清泉。 在陈官庄被围的那段日子，这三位司令官的表现完全是三个极端。邱清泉是“疯”。他是黄埔二期的高才生，留过德，打过昆仑关，性格暴躁得像桶火药。他坚决不允许部下投降，谁敢提这事儿，他能当场把人毙了。连华野寄来的劝降信，他看都不看就直接烧掉。 可这种“狂”掩盖不了内心的绝望。据《淮海战役亲历记》载，邱清泉曾在私下对参谋长感叹：“只有欧洲人打仗最好，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降。不像我们中国，非打下去不可。” 杜聿明则是“苦”。作为徐州“剿总”副司令，他夹在校长蒋介石的死命令和几十万士兵的活路之间。他是个厚道人，默许李弥手下的伤兵和饥民去共军那边“讨口饭吃”，只要不带武器就行。他甚至交代李弥：“这事儿千万别让邱司令知道。” 结果呢？1月10日总攻开始，邱清泉在乱军中被打成了“筛子”，身上6个窟窿，死得不明不白。而杜聿明，穿着普通士兵的棉衣，拿着派克金笔，愣是被一个老农识破了。他在打谷场上想用石头砸破脑袋自裁，没成，最后成了功德林的座上宾。 很多人不理解，30万大军，怎么说崩就崩了？ 聊到这儿，咱们得看看真实的数据。当时的陈官庄，南北5000米，东西10000米，挤着几十万人。没粮、没柴、没药。 为了活命，国军士兵把所有的骡马、家禽甚至拉炮车的牲畜都杀光了。没火烧饭，就把老百姓的房子拆了，把地里的棺材板扒出来当柴火。到最后，连阵地上的铁丝网桩子都拆了烧。 华野的攻心战更是绝活：大馒头、热包子。阵地前沿，香喷喷的热气顺着北风往国军战壕里钻。一边是嚼着苦涩榆树皮的绝望，一边是热腾腾的生路。 根据《淮海战役阵中日记》记载，仅仅从1948年12月中旬到1949年1月初，投诚的国军官兵就达1.4万余人。这还没算最后总攻时成建制投降的。 李弥看透了这一切。他在逃跑前对周藩说的那句“炒豆子的时候到了”，其实是对这场败局最冷酷的预判。 李弥后来的经历简直像部间谍片。他扮成老百姓，先跑到济南，再溜到青岛，最后坐船逃到了上海，又辗转去了台湾。 更讽刺的是，李弥并没有履行他对周藩家属的“照顾”承诺，而是转头去了滇缅边境，折腾出了一支震惊世界的“孤军”。那是后话，但他确实成了在陈官庄高级将领中，跑得最早、也活得最久的一个。 而那位在南京闹得沸沸扬扬的杜夫人曹秀清，在丈夫被俘后，面对避而不见的蒋介石，哭喊着：“这明明是要他的命么！”那一刻，那些还没跑掉的文武百官，心全凉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