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军长刘万春接到通知到北京参加会议，刚下车就看到几名全副武装的警卫战士向他走来，带头的战士说：“你被捕了。” 刘万春愣在原地，反应过来时已被请上军用吉普。没有挣扎，也没有发问。他其实早有预感，自从绥远和平改编之后，身边的动静就变了。 有人开始不跟他多话，部队的后勤调拨被紧急叫停，他一度以为是上级不信任自己，但没想到这次，是直接动手。 他清楚地记得，1949年傅作义宣布绥远起义，随后董其武接管了地方军政，他也跟着表了态，愿意接受改编。 可实际上，刘万春并未断掉和旧部的联系，甚至暗中托人向台湾方面递过话，还偷偷转移了一批枪械和粮弹，藏在呼和浩特郊外的一个军械库里。 那些事做得极小心，没留字据，但他忘了，有些人是能察觉的，特别是组织上早已安排了人员监控他的一举一动。 刘万春是河北交河人，早年家境清寒。能读进保定军校第九期，靠的是一股狠劲。他擅长战术地形、枪械维护，成绩一度排在前五名。 同期毕业的几个同学后来当了抗战英雄，可他一路卡在基层。北洋军看出身不看能力，他没背景也没后台，只能在连队里熬。 后来北伐打来，北洋败局已定，他见势投靠了阎锡山。晋绥军不缺兵，缺的是会打仗的人。他以为总算熬到头了，结果晋军更排外，重要职务全是山西人当，他一个河北出身的外省人，连训练方案都不能提。 有一年他写了份关于边防布阵的建议书，结果被批“脱离实情”原样退了回来。 从那以后，他不再提意见，只管把份内事做好。 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刘万春才被任命为团长，驻守大青山一线。他那时候真心想打仗，带兵伏击日军补给线，一次干掉了三十多个日兵，缴获了整车弹药。那场仗让他第一次在战区出了名。可晋绥军里有人眼红，功劳被上报成了副官的。 他又憋了一口气。 抗战后期他升为旅长，到了1946年调任绥远驻军军长。那时候他已不信任何“晋人治晋”的说法了，只信权力。对他来说，战争已不是理想，而是资本。 他开始盘算如何站队，也开始留心台湾那边的动向。 傅作义起义，他面上附和，心里却另打算盘。派人联系旧部、偷偷藏武器，甚至妄图在绥远起事，掀起反攻。他一直小心翼翼，没公开造次，只是等一个“合适时机”。 他以为自己还能翻一次身。 被捕那晚，他坐在审讯室里，面对调查人员提出的问题，没有大喊冤枉，也没有主动交代。只是静静坐着，不言不语。直到面对铁证，他才缓缓承认了几件事。 他没哭，也没闹，只说了一句：“我本来想搏个前程。”语气没有悲愤，只有疲惫。 从保定军校的优等生，到抗战前线的带兵人，刘万春从未真正输在战场。他输在了对局势的误判，对人心的低估，以及在关键时刻把个人算计放在了民族利益之前。 最终的结果他早就知道，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这一次，不再有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