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2月3日凌晨一点，北京三○一医院的走廊里灯火朦胧。病房内，68岁的龙开富掀开氧气罩，声音含混却固执：“哈密瓜，留给主席。”守在床边的妻子与医护面面相觑，这几句嘱托他已重复三天，谁也劝不住。 凌晨三时三十三分，心电监护上的曲线归于平直。就在这根线定格的那一刻，家人方才想起要帮他把这最后的念想传出去。几天后，写有“保留哈密瓜，随灵柩送到毛主席纪念堂”的简短报告送到了中南海秘书局。 叶剑英元帅听完汇报，微微抬头，神情凝重。他缓缓说道：“老龙跟随主席半生，这个心愿不难，我们马上办。”说罢批示一句：“照办。”三天后，特制的冷藏箱与龙开富的灵车同出首都，抵达天安门东侧的那座大厅——那里安放着他一生敬仰的人。 消息传到沈阳军区，人们才回忆起几个月前的一幕。1976年9月9日下午四点，毛泽东逝世广播刚结束，时任沈阳军区后勤部第二政委的龙开富骤然起身，踉跄几步，喉间迸出一句撕裂的低吼：“主席啊——”随后昏倒。此后他的病情加速恶化，仿佛生命的节拍被拉向了同一终点。 追溯到五十年前，1927年冬，茶陵县的田畔上，十九岁的龙开富正在给水牛套犁。远处红旗猎猎，工农革命军的口号穿云而来。他撂下犁头，追了上去，用一封沾满泥渍的介绍信表明决心。那天傍晚，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浓眉之下的目光平和却炽烈。 成为警卫员的起点并不英雄——挑水挑书。宁冈山腰的羊肠小道上，两个沉甸甸的皮箩日夜吊在他肩头。毛泽东嘱咐：“书丢不得，文件丢不得。”龙开富憨声作答，却暗暗发愁——他一个大字不识。毛泽东索性把“马”“列”两字写在泥地上，耐心教读。自此，屋前篝火常亮，一人念、一人学，啃下拼音和《共产党宣言》。 大柏地伏击那场恶战，红四军弹药将尽。前委机关遭袭，毛泽东拔枪逆冲。龙开富扛着扁担紧跟，仍不忘回头看那两只皮箩。刺刀、石块、扁担一齐上阵，敌军被迫后撤。战后毛泽东轻拍他的肩：“挑皮箩也是打仗。”这句话后来成了龙开富给新兵做思想动员的口头禅。 1934年长征出发前夜，毛泽东被编入第三纵队。龙开富悄悄跑来：“主席，文件我挑。”没等批准，他已找来那副旧扁担。峡谷风大，皮箩猛烈摇摆，他却一步未落。红军走到通道转兵的关键时刻，仍能从他肩上的包袱里抽出干燥无损的电报草稿。 陕北瓦窑堡整训期间，中央决定成立特务营。龙开富接任营长，把日夜警卫的职责写进口号：“跟着党中央走，离主席最近，也离子弹最近。”1940年，他调到军委生产指挥部，管理纺线机、军马、硝石窑，处处救急。周恩来评价他：“粗枝大叶中有细针密线。” 抗美援朝前夕，龙开富已是沈阳军区后勤部副部长。那几年，他整顿仓库、改良粮秤、推行数字化帐册。战士们背后喊他“茶陵算盘”。1955年授衔，颁奖礼上镜头捕捉到的画面很有意思——别的将领胸前勋表鲜亮，他却低头抚摸肩章，好像在掂分量。 1956年初夏，他带哈密瓜和大盘鸡从新疆回京探望，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畔握着他的手，笑称：“开富，你书读得怎样？”那天午饭，秘书统计，毛泽东提到“读书”七次，对老警卫的学习劲头津津乐道。两人嘻嘻哈哈，却没想到相见成了诀别。 时间回到1977年1月28日。龙开富住进病房第二天，正在整理床单的护士听见他迷迷糊糊地说：“四富要凑齐喽。”问及何意，他没再解释。军史学者查阅资料才发现，井冈山时期毛泽东身边的四名勤务员皆以“富”字为名：龙开富、吴长富、李才富、刘智富，其他三人早已作古。 叶剑英批准那份“哈密瓜申请”后，还加派专车护送老将军灵柩到湖南茶陵。仪式很简单：毛主席纪念堂内，警卫在暗处摆下一盘新鲜哈密瓜；同一时间，茶陵县烈士陵园礼兵鸣枪。两地相距千里，一前一后。对许多人来说，只是一段插曲，对龙开富，却是信守一生的誓言。 如今读档案，扁担、皮箩、哈密瓜，这些再普通不过的物件串联起龙开富的全部轨迹。有人说，他很幸运，总能站在伟人身旁；也有人说，他只是拎得动那两只皮箩、担得起那份责任。无论怎样，历史把答案写在了1977年那个清晨：一位少将离去，留下的却是一粒简单到极致的忠诚种子，静静安放在共和国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