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53岁的溥仪被刑满释放。 走出抚顺战犯管理所的那天，北风卷着雪粒子打在脸上，他裹紧了政府发的棉袄，心里盘算着怎么当回普通人。 可没等他在妹妹安排的四合院里喝上口热茶，一个穿着旧式旗装的小姑娘就堵在了门口，手里捏着张折叠的纸，红着脸说：“七叔公说的，我爹让我来伺候皇上。” 溥仪后来在日记里骂这是“胡闹”。 那姑娘是婉容的表妹王敏彤，前清贝勒家的格格，手里攥的竟是张医院开的“处女证明”。 他把纸揉成团扔在煤炉里，看着火苗舔舐着那些工整的小楷，突然想起三十多年前，自己也是被一堆“证明”推到了婚姻里。 1922年的乾清宫，红烛烧了三天三夜，16岁的溥仪穿着龙袍站在台阶上，看着婉容的凤冠晃得眼晕。 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那晚他没进洞房，蹲在养心殿啃了半盘酱肘子，那些遗老说“大婚是复辟的吉兆”，可没人问过他想不想娶一个连话都没说过三句的蒙古姑娘。 婉容的鸦片烟味，是溥仪对那段婚姻最深的记忆。 从天津张园到长春缉熙楼，那股甜腻的烟雾总绕着他。 最初是太医说“缓解痛经”，后来是日本人送来的“安神药”，直到某天他撞见侍卫祁继忠从婉容房里出来，烟枪还在银盘里冒着热气。 伪满的警察档案里写，婉容被关在二楼时，每天要抽八两烟土，疯疯癫癫地喊“还我孩子”。 溥仪没敢去看那孩子，只听太监说“处理了”，再后来，1946年东北的监狱里，这个曾经的皇后孤零零地死在草堆上，身边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 文秀倒是活得“明白”。 1931年秋天，溥仪在天津张园的会客厅里摔了茶杯，因为律师递来的离婚协议书上写着“事帝九年，未蒙一幸”。 他以为这是奇耻大辱，可文秀早带着行李搬进了北平的胡同，改名叫傅玉芳，在小学教孩子们认字。 有记者去采访，她穿着蓝布旗袍站在黑板前，粉笔字写得工整：“我不是淑妃，就是个教书的。” 那时候溥仪正忙着和日本人商量“建国”，他大概没细想，这个敢跟皇帝离婚的女人，其实是第一个告诉他“婚姻该是什么样”的人。 谭玉玲的死，让溥仪第一次尝到害怕的滋味。 1942年的长春，伤寒病像野火一样烧进伪满宫廷，17岁的祥贵人躺在床上，脸蛋烧得通红。 日本医生小野寺拿着针管要注射，溥仪死死按住床沿，他怕这又是日本人的“安排”，毕竟谭玉玲总劝他“别听日本人的”。 可最后针还是扎了进去，第二天一早，那个总陪他写毛笔字的姑娘就没了气。 他把谭玉玲的照片缝在贴身的衬衣里，直到1945年被苏联红军俘虏，照片才在搜身时掉出来，边角都磨出了毛边。 李玉琴的出现，更像场荒诞的戏。 1943年，关东军逼着溥仪娶日本女人，他跑到长春南岭女子学校，挑了个15岁的女学生。 这姑娘后来在离婚申请书里写：“他让我跪下称‘皇上’，可我只想回家读书。” 伪满垮台后，李玉琴穿着破军装走在逃亡路上，怀里揣着溥仪给的“福贵人”玉印，最后却把印扔在了通化的山沟里。 1957年她去抚顺战犯管理所办离婚手续，溥仪隔着玻璃哭，她递过去块糖：“别这样，我以后在图书馆上班，挺好的。” 我觉得溥仪这辈子最踏实的日子，是和李淑贤过的那五年。 1962年春天，周总理办公室的同志牵线，他在全国政协的小会议室里见了这个上海护士。 李淑贤穿件碎花衬衫，说话带着点吴侬软语：“我离过两次婚，你不嫌弃？”溥仪赶紧摆手，手里的搪瓷缸子差点摔地上。 后来街坊总看见他俩在胡同里散步，李淑贤挽着他的胳膊，像所有普通夫妻那样，讨论晚上吃炸酱面还是打卤面。 当王敏彤那张泛黄的“处女证明”被煤炉烧成灰烬时，溥仪不会想到，六年后的冬夜，会有个女人端着洗脚水坐在床边，笑着说“水凉了我再去换”。 李淑贤照顾尿毒症晚期的他时，总念叨“早知道你身体这么差，当初就该让你少抽烟”。 1967年10月17日凌晨，溥仪弥留之际抓着她的手，想说什么却只发出了嗬嗬声。 李淑贤后来在回忆录里写：“他最后那眼神，像个孩子似的，大概是觉得，终于能做回普通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