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被称为先生的十位伟大女性，巾帼不让须眉 宋庆龄先生（1893—1981） 许广平先生（1898-1968） 冰心先生（1900-1999） 冯沅君先生（1900-1974） 林巧稚先生（1901-1983） 林徽因先生（1904-1955） 沈祖棻先生（1909-1977） 骆玉笙先生（1914-2002） 杨绛先生（1911-2016） 张充和先生（1914-2015） 旧报刊和老相片上，名字后常跟着“某某先生”。 这原是对年长者、读书人的称呼，后来也用在有担当的知识分子身上，少数女性能被这样喊一声，分量可想而知。 一八九三年出生、一九八一年逝世的宋庆龄。 青年时期追随孙中山，投身推翻旧中国的革命。 近七十年里，她始终和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站在同一阵线，为国家解放、妇女儿童事业和祖国统一奔走。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五日，她被接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十六日又被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在生命尽头收到最正式的一次致意。 一八九八年生、一九六八年去世的许广平，外界常叫鲁迅夫人，其实是并肩挨斗争的搭档。 两人相伴十年，日常互称“小刺猬”。她在鲁迅在世时整理、保存手稿，参与编辑《鲁迅全集》，鲁迅去世后又写《两地书》《鲁迅回忆录》，把私人往来和时代风云一并留下，让后人看到一个立体的鲁迅。 一九〇〇年，接连出现两位“先生”。 冰心原名谢婉莹，一九九九年离世，是著名作家、儿童文学家、诗人、翻译家。 她把孩子当成“最神圣的人”，把母爱、童真和自然写进小说集《超人》，诗集《春水》《繁星》，写进《寄小读者》《再寄小读者》《三寄小读者》《小桔灯》。 冯沅君一九七四年去世，出身书香之家，自小读四书五经、古典诗词，后来做女作家、中国古典文学史家，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性“大学一级教授”，担任山东大学副校长。她与丈夫陆侃如合著多部文学史著作，被学界视作“比翼齐飞”的夫妻档。 一九〇一年生、一九八三年逝世的林巧稚，把整个人生交给了手术台和病房。 她长期钻研胎儿宫内呼吸、妇科肿瘤、新生儿溶血症等课题，被认为是中国妇产科学的开拓者、奠基人之一，是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位中国籍妇产科主任，也是中国科学院首届唯一的女学部委员。 她自己没有儿女，却亲手接生五万多名婴儿，“万婴之母”“生命天使”“中国医学圣母”等称呼都是患者和同行一点点叫出来的。晚年卧病在床，她写完五十万字《妇科肿瘤学》，临终前把三万元积蓄全部捐给医院托儿所，骨灰撒回鼓浪屿海面。 一九〇四年出生、一九五五年去世的林徽因，经常被顺口叫成梁思成太太，其实在中国建筑史研究上自成一格。 三十年代初，她和梁思成跑许多偏远山城古镇，用现代科学方法测量、拍照、绘图，为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立下坚实起点。后来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深化方案的设计，人们在广场上看见庄严图案，看不见她在荒郊古寺间带病攀爬记录的身影。 一九〇九年生、一九七七年逝世的沈祖棻，常年守着讲台和书桌。她既是大学教授，又是词人、诗人、文论家，在古典文学研究和旧体诗词方面造诣很高，也是格律体新诗的先驱之一。 《别》《赠孝感》《妥协》《早早诗》等作品在当年的诗坛被反复提起。 她曾在华南多所高校中文系执教，被誉为“当代李清照”，与丈夫程千帆并称“程沈”，有“昔时赵李今程沈”的说法。 一九一一年出生、二〇一六年辞世的杨绛，是另一种安静的“先生”。 她是作家、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者，通晓多种外语，把西班牙名著《唐吉诃德》译得准确而有神，被不少研究者视为近现代极为出色的译本。 九十三岁出版散文随笔《我们仨》，九十六岁推出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一百零二岁整理出版二百五十万字《杨绛文集》八卷，从青年写到百岁以后。 一九一四年，又来了两位脾气各异的女先生。 骆玉笙二〇〇二年离世，别名“小彩舞”，是“骆派”京韵大鼓的创建者，曾任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七十余年说鼓生涯里，她广收博采，苦练字正腔圆、声音甜美、委婉抒情、韵味醇厚的唱腔，形成自成体系的“骆派”，以《剑阁闻铃》《丑末寅初》《重整河山待后生》等作品，把这一艺术形式推上高峰。 张充和二〇一五年逝世，是苏州教育家张武龄的第四个女儿，一九四九年随夫赴美，在哈佛、耶鲁等二十多所大学执教五十多年，却始终没有放弃中国国籍。 她在课堂上教书法、教昆曲，被誉作“当代小楷第一人”，许多昆曲图录里，她的名字常和俞振飞、梅兰芳等一代名家并列印在一页上。 这些名字，把时间从一八九三年拉到现在。 有人奔走于战火和会场，有人守在手术台和摇篮旁，有人扎在课堂、书房、戏台。 翻着这些人的经历，仿佛能听见鼓书的板声、病房里新生儿的哭声、讲台上的粉笔声，在同一条时间线上此起彼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