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90年朱元璋 要杀功臣李善长，李善长扑通一下跪倒在地：“我都77岁了，还能干什么？”朱元璋眼皮都没抬，冷声道：“ 司马懿七十多岁尚且叛主，你难道不也是吗？” 那块朱书铁券上明明白白刻着“免二死”，此刻在洪武二十三年的风雪里，却轻得像一片即将落地的枯叶。 1390年，77岁的韩国公李善长跪在南京冰凉的石板上，浑浊的老眼里写满了难以置信。他试图用这把残骨向御座上的那个人博取最后一丝同情：“陛下，臣已近杖朝之年，行将就木，还能图谋什么呢？” 回应他的只有朱元璋冷得像铁一样的声音：“老？司马懿夺曹家天下的时候，不也是七十多岁吗？” 这句话像一记重锤，砸碎了君臣之间维持了四十年的最后一层窗户纸。李善长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这大半辈子积累下的沉甸甸的资历，在那位雄主眼中，竟完全换算成了司马懿式的狼顾之相。 很多人只看到了这是对胡惟庸案的余波清算，却看不透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记忆清除”。当年在滁州，李善长抛下郭子兴的高官厚禄，毅然投奔那个还在穿补丁战袍的朱重八。他是看着朱元璋怎么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也是听过那句“江山有你我一半”的亲历者。 这才是最要命的地方。 当年的鄱阳湖大战，陈友谅的大军压境，李善长曾连续三天三夜不合眼，硬生生从江南筹措来十万石军粮。那时，这通天的后勤筹划能力是朱元璋眼里的救命稻草；可当大明建国二十余载后，这种随时能调动国家命脉的能力，就成了让皇帝整宿睡不着觉的芒刺。 就在这次摊牌前不久，早就退休回家的李善长为了修缮府邸，向信国公汤和借了三百名士兵。在李善长看来，凭借自己开国第一功臣、也是六公爵里唯一文臣的身份，这点人情往来不过是小事一桩。毕竟他的儿子李祺娶了临安公主，自己不仅是功臣，更是皇帝的儿女亲家。 但他错了，错得离谱。就连平日里最老实木讷的汤和，转头就将这件事汇报给了朱元璋。汤和的敏锐反衬了李善长的迟钝——在大明朝，除了皇帝，谁手里都不该有兵，哪怕是三百个修房子的苦力。这三百人在朱元璋的账本上，算的不是人情，而是“越界”，是这头老老虎即便牙齿掉光了，爪子依然锋利的确证。 当朝御史们的弹劾书像雪片一样飞来，罪名从多年前知晓胡惟庸谋反不报，一直罗织到“狐疑观望怀两端”，家里的奴仆甚至亲戚丁斌都成了呈堂证供的突破口。 郎中王国用实在看不下去，冒死上书直言：李公已经位极人臣，富贵至极，跟着胡惟庸造反能得到什么？就算反成了，也不过是个丞相太师，还能比现在更高吗？这逻辑根本说不通。 朱元璋看了这份奏折，既没有责罚王国用，也没有反驳其中的逻辑，但他要杀人的刀却一刻没有停，因为这场杀戮本就不是为了求证真相，而是为了消除“可能性”。 在绝对的皇权逻辑里，所谓的免死铁券上那句“除逆谋不宥”，最终解释权完全归皇帝所有。你说自己只是知情不报，但在皇帝眼里，不主动举报就是一种态度上的背叛；你说自己只是借兵修房，但在皇帝眼里，能借到兵就意味着具备造反的潜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李善长的悲剧在于他还活在“共患难”的旧梦里。他记得那个甚至需要他接济的朱重八，却忘了眼前坐着的是必须为子孙后代扫除一切障碍的洪武大帝。一个太有能力、太有威望、又掌握着太多开国秘密的老臣，只要活着，对脆弱的皇权交接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不确定性。 那一晚，昔日熙熙攘攘的相府人头落地，那张承载着无上荣耀的免死金牌，连同那个关于“君臣共治”的承诺一起，被丢进了权力的碎纸机。所谓的开国情分，终究没能抵得过一句冷冰冰的“司马懿老矣，尚能反主”。 信源： 南京地方志|南京记忆|明朝开国丞相李善长 （清）张廷玉等撰，中华书局 1974 年点校本《明史》第三册|卷一百二十七《李善长传》，第 3772-378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