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早在2008年，就有40多位南博员工联名举报院长徐湖平，也正是徐湖平退休的这一年。 南京博物院文物典藏部的一位老先生，两颗门牙早已脱落，说话时嘴角会不自觉向里凹陷，但提及15年前的举报信时，枯瘦的手指仍会紧紧攥成拳头。 他是当年40人联名信上的第17个签名者，如今退休金刚够糊口，却坚持每月去档案馆查阅南迁文物名录。 最近南博馆藏文物现身拍卖市场的消息，让这位八旬老人重新翻出了压在箱底的举报材料。 泛黄的信纸上，钢笔字迹已洇开晕染，却清晰记录着与当下舆论焦点高度相似的操作——都是将国有文物“鉴伪”后转移，再通过特定渠道变现。 2008年徐湖平退休当天，这份联名举报信曾被直接送到江苏省文物局。 但当时得到的回复是“经鉴定，所涉文物为一般仿品，调剂符合流程”，老先生记得那天自己在局门口站到天黑，看着下班的人潮里没有一个愿意停下来听他多说一句。 直到此次仇英画作事件曝光，公众才发现这种“鉴伪—调剂—拍卖”的链条并非个案。 老先生指着材料里的清单说，当年他们举报的是故宫南迁文物中的2211箱，其中部分被以“品相不佳”为由调入江苏省文物店，而文物店的负责人正是徐湖平的老部下。 有人或许会说，文物鉴定本就存在主观性，“调剂”也可能是正常的馆藏优化。 但老先生拿出的一份1998年的内部会议纪要显示，当时专家小组明确标注“疑似珍品，建议暂存”，最终却在徐湖平签字后被改为“一般文物，准予调剂”。 这种操作的核心在于将公共资源转化为私人资本——文物店以“处理价”卖给指定买家，买家再通过徐湖平儿子在上海的拍卖行高价拍出，差价被徐家父子以“佣金”“服务费”名义分走。 数据显示，2005年至2008年间，该拍卖行上拍的“江苏来源”文物数量激增200%，其中多件被标注“旧藏”却查无馆藏记录。 短期来看，这些流失的国宝可能永远无法追回，毕竟拍卖行的交易记录早已模糊；但长期而言，此次事件或许能推动文物监管的“全链条追溯”机制——从鉴定环节的多人复核，到调剂流程的公开公示，再到拍卖市场的来源审查，每个环节都需要更刚性的约束。 老先生现在最大的心愿，是能在有生之年看到南迁文物名录上的某个编号旁，重新盖上“馆藏”的红章。 就像他15年前在举报信末尾写的：“文物不会说话，但它们记得自己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