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张作霖8岁的儿子张学思在学校被老师打了十下手板，张学思哭喊着“我爸是张作霖，我回去就让他毙了你。 ”电话那头突然传来女人的声音，老师握着听筒的手心里全是汗，没想到这句威胁换来的回应竟是四个字“打得好，重谢。 ” 这通电话让奉天学堂的王老师记了一辈子。 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写，当时以为自己惹上杀身之祸，毕竟“东北王”的儿子谁敢动？可许澍旸挂了电话就带着张学思上门道歉，还让孩子跪在孔子像前抄《论语》，抄到深夜油灯都结了灯花。 许澍旸的皮包里总装着本磨破了角的《女诫》，空白处全是红笔批注。 12岁那年辽河发大水，她抱着母亲的缝纫机在洪水里漂了三天，这段记忆让她在大帅府的金丝笼里始终没忘了本。 有次张作霖看见她在看《天演论》，骂她“不守妇道”，她把书往桌上一放“您要的是只会绣花的姨太，还是能教出像样儿女的母亲？” 张学良小时候逃学，张作霖直接绑在柱子上用军棍抽。 许澍旸教张学思却另辟蹊径，孩子犯错就罚他去厨房帮老厨子生火，说“看看老百姓怎么挣口吃的”。 后来张学思在军校里能跟士兵同吃同住，不少人说是骨子里带的习惯。 这种教育方式在当时的军阀家庭里，我觉得简直就像在石板缝里种庄稼，硬生生长出了新模样。 1920年直皖战争打响那天，许澍旸正在女师的课堂上写作文。 张作霖的副官闯进教室把她拽走，说“大帅嫌你抛头露面丢了脸”。 她回到帅府没吵没闹，第二天起每天清晨都让丫鬟把老师请到家里来，在卧室里支起小黑板，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像个秘密据点。 皇姑屯的爆炸声传来时，许澍旸正在整理张学思的书包。 东北政务委员会送来的抚恤金协议，她看都没看就撕了，带着孩子搬到天津英租界的小洋楼。 变卖首饰办女校时，有人劝她用“大帅遗孀”的名头招揽学生，她把校牌砸在桌上“我许澍旸的学生，凭本事吃饭。 ” 晚年的许澍旸住在北京胡同的四合院里，街坊都知道那个总坐在门墩上晒太阳的老太太。 孩子们放学经过，她就掏出兜里的糖，讲张作霖拿军棍打学生的故事，说“权力这东西，沾着就容易烫着手”。 有回张学思开着军车来接她，她扒着门框不肯走“你是解放军的参谋长，不是张家的少帅。 ” 如今胡同里的老槐树还在，孩子们早就不知道“张姥姥”曾是大帅府的四姨太。 但她教张学思抄的那本《论语》，现在还摆在军事博物馆的展柜里，泛黄的纸页上，“三人行必有我师”那行字被红笔描了又描。 这种把特权踩在脚下的硬气，或许才是她留给这个世界最贵重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