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地下党陈修良调任南京市委书记，接到任务后，她只问了一句：“何时动身？”，华中分局副书记谭震林却吃了一惊：“你就不提提困难吗？” ​谭震林之所以吃惊是有原因的，当时南京城风声鹤唳，全城96万人口，国民党的相关人员就占到了11万，其中警察特务就将近万名。 谁不知道南京当时就是座插翅难飞的牢笼啊！街头巷尾全是戴礼帽、揣着手枪的特务，茶馆酒肆里随便一个喝茶的客人，都可能是盯着可疑人员的眼线。陈修良不是没见过风浪，1926年就加入共产党的她，在上海搞过学生运动，在华中根据地做过宣传工作，特务的跟踪、搜捕她早经历过十几次，但南京的白色恐怖还是超出了常规认知——国民党把这里当成“戡乱”大本营，每一条街道都有岗哨，每栋楼房都可能藏着监听设备，地下工作者稍有不慎就会掉脑袋。她不提困难，不是盲目胆大，是心里清楚，隐蔽战线的工作从来没有“容易”二字，与其纠结危险，不如早点到岗位上搭建联络网。 陈修良到南京时，身上只带了一个简单的行李箱，对外身份是“教书先生”，住进了城南一条不起眼的小巷。可刚落脚三天，就有特务以“查户口”的名义上门盘问，她镇定地拿出提前准备好的假身份证明，指着桌上的课本说自己是来南京投奔亲戚教书的，硬是没让特务看出破绽。后来才知道，那条巷子里就藏着三个特务据点，邻居们走路都不敢大声说话，晚上听到敲门声就浑身发抖。这种压抑的氛围里，陈修良反而更坚定了信念——越是敌人监视严密，越能说明南京的地下工作有多重要，越要把党员组织起来，把群众发动起来。 她接手时，南京市委的组织基础很薄弱，不少党员因为之前的破坏被迫转移，剩下的人也大多不敢公开活动。陈修良没有急于扩大规模，而是先找老党员秘密接头，靠着“单线联系”的原则重建组织——每次见面都换不同的地点，接头暗号要拆成两句日常对话，比如“今天的菜价涨了”对应“是啊，米也贵了”，一旦有任何异常就立即中断联系。有一次，她和一个新发展的党员在公园见面，刚聊了两句就发现有陌生人一直盯着他们，她立刻假装和对方争执“借东西”的小事，吵着吵着就各自散开，硬是躲过了特务的跟踪。这种小心翼翼的背后，是她对同志生命的珍视，也是对地下工作纪律的严格遵守。 很多人不知道，陈修良在南京期间，不仅要应对特务的追捕，还要解决组织的经费困难。当时华中分局给的经费有限，她就变卖自己的首饰补贴工作，有时候为了掩护身份，还要装作“家境不错”的样子，穿着得体的衣服去参加一些社交活动，暗地里却把省下来的钱都用在联络同志、印刷传单上。有一次，为了印刷一份揭露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传单，她冒着风险找到一个地下印刷点，连夜守在那里看着工人印刷，直到天快亮才带着传单悄悄离开，手指都被油墨染黑了好几天没洗掉。这种苦，她从来没对任何人抱怨过，在给上级的汇报里，只字不提自己的难处，只关心组织发展和群众动员的进展。 国民党在南京的高压统治，其实藏着他们的心虚——表面上掌控着城市，实际上民心早已丧失。陈修良就抓住这一点，一边发展党员建立秘密联络网，一边发动群众开展爱国民主运动。她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呼吁“反内战、要和平”，组织工人罢工反抗压迫，还通过秘密渠道把解放区的消息传递给南京百姓。有一次，她安排党员在菜市场、火车站这些人多的地方散发传单，很多百姓拿到传单后偷偷藏起来，私下里互相传阅，眼里满是对和平的期盼。这种来自群众的支持，成了陈修良和地下党们最坚强的后盾，也证明了不管敌人的监视多严密，民心始终站在正义这边。 陈修良在南京的两年多时间里，把一个濒临涣散的地下党组织，发展成了拥有两千多名党员、覆盖各行各业的坚强力量，还建立了多个秘密联络点和情报站，为后来南京的和平解放打下了坚实基础。她的勇敢不是鲁莽，是基于对革命事业的绝对忠诚，是对群众力量的深刻信任。那些看似平凡的日常里，藏着最惊心动魄的坚守，那些不为人知的付出，铸就了隐蔽战线的传奇。现在回头看，正是因为有无数像陈修良这样的地下工作者，在黑暗中负重前行，才换来了后来的光明与和平。他们的故事不该被遗忘，他们的精神值得永远铭记。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