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大国？当全世界的大小国家看清了你的一再忍让，一再后缩，看清了你的不敢打，它们还会畏惧你吗？别把世界当成国内，那是两回事。兄弟有矛盾可以和平解决，毕竟是兄弟，不管怎么说是一家人，没必要争得你死我活。但是，如果兄弟当中有人数典忘祖，认贼作父那就另当别论，该杀杀该斩斩绝不留情。否则，他们就会掘祖坟。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很多人都不愿意承认的残酷真相：当你试图用微笑去感化丛林里的猛兽时，它看到的不是善意，而是一块毫无防备的肥肉。把自家的待客之道搬到国际舞台上，以为只要自己足够谦卑忍让，就能换来邻里和睦，这无疑是最大的天真。 大国角力的棋盘上，哪来以德服人的温情，尽是利益算计与血淋淋的丛林法则。看看晚清那段任人宰割的屈辱过往，便能豁然开朗。当年的朝堂之上，为了求得一时苟安，那是割了地又赔款，甚至幻想着只要自己把姿态放得够低，列强就能高抬贵手。 结果呢？那一张张丧权辱国的条约，不仅没有买来哪怕一天的真正的和平，反而像是一剂剂兴奋剂，彻底刺激了列强贪婪的胃口。在那群强盗眼里，清廷的每一次后退，都是在无声地宣告：“我软弱可欺，快来瓜分我吧。”这直接导致了原本殷实的家底被啃噬得只剩下森森白骨，连国家都差点在“切香肠”式的试探中分崩离析。 所以说，在这个名利场里，退让永远换不来尊重，真正的大国底气，从来都是在关键时刻敢于“掀桌子”拼出来的。 这一点，早在百年之前，左宗棠便已用亲身行动给出了答案。那时候，英国和沙俄在背后给阿古柏撑腰，让他像钉子一样扎在新疆，不但建立了伪政权，还疯狂盘剥百姓。而彼时清廷内部居然还有人算小账，觉得西北不毛之地，守着太费钱，甚至主张“弃地求和”，只守东南沿海就算了。是左宗棠站出来，狠狠地打碎了这种鸵鸟心态。 他的账算得很清楚：一旦新疆丢了，蒙古就没了屏障；蒙古守不住，京师的北大门就等于直接向敌人敞开。为了这个战略判断，这位老将直接让人抬着棺材走在队伍最前面，那不是作秀，那是“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死志。即便当时很多人不看好，他依然靠着先进的枪炮和步步为营的战术，先扫北疆，再推南疆，短短两年多时间就把阿古柏苦心经营的势力打得崩盘。收复失地后，他没有立刻班师，而是继续推动建省、修水利、屯田种树。这套组合拳不仅守住了土地，更立下了一个规矩：祖宗留下的基业，谁也别想拿走一寸。 这种“底线思维”，到了新中国时期，更是被运用得炉火纯青，成为了一种独特的东方战争智慧——不惹事，但绝对不怕事。 1962年的西南边境就是最好的注脚。印军数年越线挑事，我边防部队起初极尽隐忍，退让幅度已至底线。谁料对方竟把这般退让当成了怯懦，气焰越发嚣张，在证人席上的发难也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但当警告无效、底线被穿透那一刻，雷霆般的自卫反击瞬间爆发。 仅仅一个月的攻防较量，印军部署在一线的主力部队就被击溃，士兵四散奔逃、建制全乱，堪称溃不成军。但最让人称道的是这一仗的结尾：我们在大胜之后主动停火后撤，甚至把缴获的武器装备和俘虏都给送了回去。 为什么要这么做？这就是在告诉全世界：中国不贪图别人的土地，但这雷霆一击是为了让你长记性，让你知道疼，从而不敢再把手伸过来。同样的逻辑也发生在1979年。越方千次扰边，交涉无果，我军出击破重镇、毁设施，旋即撤军。这就叫“有理有力有节”，打你是为了止战，是为了之后几十年的边境安宁。 这种逻辑延续至今，在如今风高浪急的南海依然适用。不管是仁爱礁还是仙宾礁，总有个别国家仗着背后有美国撑腰，拿着那张废纸一样的非法“仲裁案”当令箭，想靠耍无赖占便宜。我们的海警在现场强势管控、哪怕先礼后兵愿意谈判，也绝不意味着可以被随意拿捏。如果不让对方明白挑衅的代价，这种“碰瓷”只会没完没了。 当然，比起外敌的觊觎，内部的“蛀虫”往往更需要雷霆手段。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把所有的争端都看作是“兄弟吵架”。 如果真的是自家人有点矛盾，喝杯茶、叙叙旧，那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如果是数典忘祖、认贼作父，那就完全变了性质。就像现在那个赖清德当局，一边抱着外人的大腿美化殖民统治，一边要把台湾同胞绑上“台独”的战车，还在那里鼓吹什么“全民皆兵”，增加防务预算。这种行为已经不是简单的意见分歧，而是在挖掘中华民族的祖坟。 对此，国台办的话说得很重也很透：这是一条绝路。靠人不如靠己，外人靠不住，统一大势谁也拦不住。《反分裂国家法》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一旦越过红线出现分裂事实，等待他们的绝不会是温言软语，而是非和平方式的雷霆手段。 大国的尊严，不是靠有多少人口、多少财富堆砌起来的空壳，而是在核心利益受到威胁时，敢不敢亮剑的决心。不分场景的一味退让求大度，最后只能沦为任人拿捏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