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贺龙辞世，第二年，贺鹏飞被分配到了甘肃武都汽修厂当工人。 在甘肃武都深幽的黄土间，藏着一家汽修厂。经年累月，刺鼻的柴油味于厂区肆意弥散，宛如一层无形的纱帐，久久萦绕、难以驱散。1970年，这里来了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清华大学机械系毕业，却也是当时最落魄的“搬运工”。他穿着沾满油污的工装，手掌上老茧厚得像层树皮，不仅抢着干钻车底、拆发动机这些脏活累活，还利用休息时间帮老乡免费修理农用三轮车。除了干活利索，工友们只觉得这个年轻人沉默寡言，似乎心里藏着事。 谁能把眼前满身油泥的小伙子，和开国元帅贺龙的独子关联起来？他这般质朴模样，与大众心中元帅之子形象大相径庭，叫人实在难以想象二者会是同一人。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贺鹏飞早已习惯了隐姓埋名。 来甘肃之前，为了躲避风头，他甚至改了名字在津沪线上的货船做过苦力劳工，和妹妹相依为命，要不是周总理多方寻找把他们接回学校，学业都难以完成。哪怕到了这个偏僻的山沟沟，他也没有半点娇气，和工友们挤在大通铺，嚼着一样的干粮，把自己那点“机械进出口”的专业知识，全用在了如何让破旧的汽车重新发动上。 直至1974年，一纸调令召他回京。工友们帮其往邮局寄行李，瞥见收件地址竟是北京某机关单位，这才蓦然惊觉，这位平日与大家同甘共苦、对衣食毫不在意的兄弟，身份竟如此不凡。实际上，这份极具烟火气的“粗糙感”，正是父亲贺龙深深刻入他灵魂深处的家教。它质朴无华，却如基石般奠定了人生的底色。 贺鹏飞的童年未曾享受过锦衣玉食的优渥生活。在那段岁月里，他远离奢华与安逸，于平凡日常中成长，磨砺出别样的坚韧与品格。十一岁那年进京，他身着的旧衣布满补丁。那衣衫虽已残破，却难掩他眼中对未知的憧憬与心中的凌云之志。 上学时摔断了腿，父亲不许派车接送，硬是让他拄着拐杖去学校；在父亲看来，不管是不是元帅的儿子，要想改造世界观，就得先滚一身泥巴。这种严苛的教育，成了贺鹏飞日后在逆境中屹立不倒的脊梁。 然而，回京的喜悦很快被巨大的悲痛吞噬。直至那一刻，他才真切知晓，父亲于1969年便已与世长辞。这迟来的噩耗如重锤般，狠狠砸落心间，令他的世界瞬间天崩地裂。 这个在黄土高原上没喊过一声苦的汉子，抱着母亲痛哭失声，连父亲最后一面都没见到，成了他无法释怀的终生遗憾。但他没时间沉溺于悲伤，父亲曾嘱咐他“要懂技术、搞实业”，他擦干眼泪，一头扎进了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的工作中，后来又调入总参装备部。 贺鹏飞曾于基层历经磨砺，丰富的基层阅历赋予他务实笃行的品质。故而，在投身装备研发工作时，他向来摒弃虚浮，脚踏实地，尽显实干风采。他洞悉技术之关键，任职时主导引入多项核心技术。 在他力促下，后来声名远扬的“猛士”越野车性能超越美军悍马，最终斩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足见其卓越贡献。 1992年，贺鹏飞调任海军副司令员。当他伫立在海岸线，目睹苍茫大海，深切感受到中国海军彼时“有海无防”处境之窘迫与尴尬，心中满是忧虑与不甘。1997年，听闻乌克兰欲出售仅完工不足七成的“瓦良格号”航母，他目光敏锐，瞬间洞察到：这或许是中国航母达成“弯道超车”的不二良机。但当时的处境可谓内忧外患，西方势力放狠话“绝不让中国得到航母”，国内由于经费和观念问题也是争议不断。 为了抓住这一线生机，贺鹏飞想出了一招险棋——“民间出资，军方幕后支持”。他觅得爱国商人徐增平，筹谋良久，借“澳门旅游娱乐公司”之名义，向外界宣称要将目标物件改造成海上赌场，以此为契机参与竞拍。那段时间，贺鹏飞把自己关在办公室，或是深夜与徐增平密谈，从复杂的资金筹措到每一张设计图纸的交接，再到那张极其珍贵的归国航线图，他事无巨细地推演。 1998年，听闻以2000万美元成功拍下航母，还带回40吨设计图纸，这一冒险之举终获阶段性成果。恰似于迷雾中，已踏出半程坚实步履，曙光似在前方隐隐浮现。然而，归国之路更为漫长曲折，土耳其的刁难让“瓦良格号”在黑海受困太久。 为了这艘船，贺鹏飞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政治与心理压力，常年超负荷的运转严重透支了他的健康。他太想看到这艘巨舰停靠在大连港了，因为他算出过一笔账：有了这艘半成品和图纸，中国航母的研发周期能缩短至少20年，科研经费能省下200亿。 世事无常，天违人愿。2001年3月，年届知天命、仅55岁的贺鹏飞，因心脏病猝发，溘然长逝。这般英年早逝，着实令人扼腕痛惜。就在他去世的前几天，还在为了航母回国的事情多方奔走斡旋。母亲薛明在葬礼上那句“儿啊，你再也不用那么累了”，让在场的将军们无不动容。直至2002年，即他离世后的次年，那艘锈迹斑驳的巨舰，历经漫长旅程，终于缓缓抵达大连港畔。 从武都汽修厂的普通修理工，成长为共和国航母梦的奠基者，他以毕生岁月诠释了何谓“虎父无犬子”，展现了镌刻于骨子里的精忠报国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