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称帝后篡改史书，编造了一个谎言，欺骗人们上千年 公元643年，贞观十七年，唐太宗李世民终于见到了房玄龄等人呈递的《高祖实录》《太宗实录》。当他翻动书页，看到“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的论断时，或许会长舒一口气——这场持续近二十年的历史叙事争夺战，终于以胜利者的姿态落下帷幕。但所谓 “太原起兵主谋”“被迫自卫” 这些被刻入史书的标签背后，既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历史重构，更是权力之手对真相的整体性遮蔽。 现存最早记录李唐开国的文献，是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作为全程见证晋阳起兵的人，温大雅以逐日记录的形式，清晰勾勒出李渊在大业十三年五月至武德元年五月间，历时 357 天从起兵到称帝的完整轨迹。 书中李渊绝非《旧唐书》中“优柔寡断”的被动角色：他早有反隋之志，暗中联结突厥、募兵买马，甚至在霍邑之战中亲自部署诱敌策略，李建成、李世民均为执行者。然而，当贞观史臣以《起居注》为底本纂修实录时，这些细节被选择性剪裁。 最典型的篡改发生在“贾胡堡回师”事件。据《起居注》记载，李渊因连日暴雨、粮道受阻，召李建成、李世民商议退兵，二子共同劝谏“今兵以义动，进战则克，退还则散”，最终说服父亲。但在《太宗实录》中，这段兄弟协作被改写为李世民单人夜哭宫门，“声闻于内”，李渊被其“忠义”感动，方悟退兵之险。 这般 “独角戏” 式的添枝加叶，非但强化了李世民的 “救世主” 光环，还把李建成的功劳彻底隐匿在了历史的缝隙里。类似的手法见于霍邑之战：实录虚构“建成坠马，老生乘之”的溃败场景，转而凸显李世民“率二百骑驰下峻坂”的神勇，将原本属于李渊的战略部署，偷换为次子的临场救急。 若说篡改开国史料是为了营造 “君权天授” 的假象，玄武门之变的记载，恰恰戳中李世民帝位合法性的最大痛点。根据敦煌出土的《常何墓碑》，早在武德七年（624年），时任秦王的李世民便以“黄金卅挺”收买玄武门守将常何，暗中部署亲兵。 这份铁证直接戳破了史籍里 “仓促自卫” 的谎言 —— 这场政变绝非临时之举，而是历时两年的精心谋划。但在官方叙事中，李建成被塑造成“毒酒谋杀”“突厥借刀”的阴谋家，李世民则是“为安社稷、利万民”的被动反击者。 更值得注意的是李渊的形象重构。《旧唐书》记载政变当日，李渊“泛舟海池”，对宫外血案一无所知。但考古发现的李建成墓志与太子妃郑观音墓志，隐约透露出不同的真相：李建成被杀后，李渊被迫立李世民为太子，两个月后即退位。 这种“禅让”的温和表象，掩盖了禁军入宫、箭矢“及于内殿”的胁迫事实。李世民深知，“逼父”比“杀兄”更触逆伦理，因此在实录中刻意淡化李渊的存在感，将其描绘为“被动放权”的仁慈君主，实则是为自己的“弑亲”行为寻找道德出口。 李世民对史书的干预，绝非单纯的 “隐恶扬善”，而是借细节的取舍与叙事的重塑，再造历史的深层意涵。例如，实录中反复强调李世民“阴结豪杰”“首倡大义”，实则是将李渊的长期谋划压缩为次子的突发灵感；同时，李建成的“河东募兵”“平定河北”等功绩被选择性遗忘，代之以“沉湎酒色”的刻板印象。 这种叙事策略的核心，是借 “功绩转嫁” 与 “道德评判”，把权力角逐粉饰成 “正义碾压邪恶” 的定局。 值得注意的是，李世民的历史操控并非孤立事件。显庆元年（656 年），长孙无忌主持编纂的八十一卷国史，把编年体实录改为纪传体，进一步夯实了 “太宗为核心” 的叙事架构。此后《旧唐书》《资治通鉴》虽参酌《起居注》，却始终挣脱不了官方史观的枷锁。 直到20世纪敦煌文献的出土，《常何墓碑》《唐太宗入冥记》等民间史料的重见天日，才让后世得以窥见被掩盖的细节——原来“天可汗”的光环下，藏着一场精心设计的历史骗局。 李世民对历史的改写，本质是权力对集体记忆的征服。他通过控制修史机构、打破“帝王不观史”的传统、甚至亲自定调（如称玄武门之变为“周公诛管蔡”），构建了一套自洽的合法性叙事。这套叙事不仅让“杀兄逼父”合理化，更将李唐开国史简化为“太宗一人的奋斗史”。 然而，历史的缝隙从未被完全抹平：温大雅的《起居注》、敦煌的残碑墓志、民间的话本传说，始终在诉说着另一种可能。李世民或许可以改写史书的文字，却无法抹去权力斗争的血腥味——正如他在晚年对褚遂良所说“朕之为君，得失几何？”，千年后的我们，仍能从史料的褶皱中，触摸到那段被刻意模糊的真实。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打开今日头条查看更多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