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渡大学拒招中方留学生，华裔校长起到关键坏作用：印度裔帮衬印度裔，华裔排斥华裔，值得反思！ 这几年留学圈最让人唏嘘的，莫过于普渡大学的变化，这所出过邓稼先的老牌理工名校，十年前中国本科生还有三千多人，2024年新生只剩14个。 更让人难受的是，现任校长蒋濛是天津出生的华裔，不少中国家长曾觉得“自家孩子在华人校长的学校里会受照顾”，结果等来的却是悄悄收紧的录取口风——院系收到的是“别录中国学生”的口头提醒，连书面文件都不留，被撤offer的学生连申诉的凭据都没有。 这事不能只怪校长个人。普渡的工程学院跟美国国防部合作了几十个项目，光2024年就拿了1.23亿美元的军方资助。 这种背景下，联邦政府盯着中国学生的研究方向，国会要学校交中国学生的详细数据，普渡不交不行，蒋濛作为校长，首先要保的是学校的国防经费和科研安全，他2020年还当过国务院的科技顾问，太清楚华盛顿的红线在哪里。 这种情况下，收紧中国学生录取更像是一种“自保”——就像美国很多公立大学，一边吃着国际学生的学费，一边在敏感领域踩刹车，只不过普渡因为华人校长的身份，显得格外刺眼。 对比印度学生的境遇，反差实在太大，普渡2024年印度本科新生622人，录取率是中国学生的六倍。这不是印度学生成绩更好，而是印度裔在美国的“抱团”传统。 从硅谷高管到普通工程师，印度人习惯互相提携：前辈给后辈内推机会，同乡帮忙找实习，甚至政府都在背后使劲——印度有“海外印度人日”，专门鼓励侨民互助，企业招聘时也更倾向于同族裔。 这种文化里，印度学生在美国形成了“传帮带”的链条，学校也乐得见到成熟的社群生态，自然愿意多给名额。 华人圈子缺的就是这种合力。早年移民美国的华人，大多是清末民初的劳工或留学生，那时候中国积弱，华人在美国只能打散工，连打官司都不能出庭作证，一代代下来养成了“各顾各”的习惯。 现在新一代留学生家庭条件好，但出国后忙着刷题、搞实习，很少参与族裔社群活动。 更麻烦的是，华人内部割裂严重：老移民觉得新留学生“太傲气”，ABC又嫌弃父母辈的“中式思维”，连“亚裔”这个标签都不愿意沾——疫情期间，有些华裔特意强调“我是亚裔但不是华人”，生怕被当成病毒靶子。这种心态，让华人在美国很难形成统一的声音。 普渡的华人校长其实处在一个尴尬的夹缝里，他11岁从天津去香港，再赴美留学，骨子里是美式学术精英的思维。当国会施压时，他必须证明自己“政治正确”，提交中国学生数据、配合审查，这些动作在西方语境里是“合规”，但在华人眼里就是“背刺”。 这种身份撕裂不是个例，看看新加坡的华人，70%的人口却很少自称“华人后裔”，因为他们的认同早已经本地化，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从来不是简单的血脉问题，而是生存环境的选择。 更深层的矛盾在美国的大学体系里。公立大学拿政府的钱，就得听国会的话，普渡这种有大量国防项目的学校，国防经费占科研预算的三成，联邦说“中国学生有安全风险”，学校就得在招生上做手脚。 私立大学比如哈佛、斯坦福，财政自主度高，对国际学生的限制就少一些，这也是为什么UIUC这些公立理工校还能保持相对稳定的中国学生数量——它们的国防依赖度没那么高，或者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国际生生态。 最受伤的还是普通学生。十年前，中国孩子申请普渡工程学院，靠的是竞赛成绩和科研项目；现在，就算成绩再好，也要看导师敢不敢冒风险录取。 有个被撤offer的学生说，他已经租好了房子买好了机票，最后只收到一封没有理由的邮件，这种不确定性，让留学规划变成了赌运气——赌学校今年的政治压力大不大，赌院系招生官愿不愿意帮你争取。 说到底，这不是某个校长的善恶问题，而是美国对华政策转向下的必然震荡，印度裔的抱团是因为他们有国家支持的社群网络，华人的分散则源于历史遗留的认同危机。 当大学从“学术共同体”变成“国家安全的前哨”，国际学生就成了最脆弱的缓冲带。普渡的故事，不过是这个大趋势下的一个缩影，提醒着每个想留学的家庭：时代变了，选择也得跟着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