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税警总团长黄杰请张佛千给他帮忙，说：“我的六个团，有两个团长不大服管，一个是孙立人，美国留学生，另一个是何绍周，是何应钦的侄子，你帮我做做工作。”   在一次邀请张佛千及几位黄埔老同学的聚餐中，有人当面恭维黄杰手握三万重兵，实乃同期生中的佼佼者，黄杰虽然面露得色，但饭局结束后却向张佛千吐露了实情，他需要一个文笔好且得力的人来帮忙。   起初，张佛千推荐了自己的表兄张镜礼，但在黄杰的极力挽留和设计下，张佛千自己反倒成了那个核心的“救火队员”黄杰为了测试这位报人的“成色”，同时也为了树立其在军中的威信，特意在海州总部安排了一场数千人的周会。   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点名上台的张佛千面对黑压压的军阵，竟能引经据典、侃侃而谈半个多小时，这场完美的“路演”不仅赢得了台下军官的掌声，也让黄杰最终下定决心，委托他去处理那两个最令人头疼的刺头团长：何绍周与孙立人。   为了不引起对方的警惕，张佛千并未顶着“监军”或“特使”的头衔，而是巧妙地拾起了老本行，以“战地采访”的名义深入这两个团的基层，在这趟特殊的斡旋之旅中，张佛千首先见识到了什么是真正的“皇亲国戚”做派。   作为军政部长何应钦的亲侄子，兼任副总团长及第二团团长的何绍周，是圈内公认的“侄帅”同为黄埔一期生，资历的对等加上背后的靠山，让何绍周压根没把黄杰放在眼里，张佛千在接触中发现，何绍周的傲气是刻在骨子里的。   他对黄杰的指令敷衍塞责，甚至公然摆架子，这种由出身带来的跋扈，短期内几乎是无解的顽疾，如果说何绍周是“难以驾驭”那么第四团团长孙立人则是“无法沟通”这位清华毕业后留美，有着普渡大学和弗吉尼亚军校双重背景的“留洋派”。   与黄杰之间爆发的是一场关于军事理念的剧烈碰撞，孙立人有一套在英法德考察后形成的科学练兵逻辑，极其反感国民党军队内部那些陈旧且形式主义的操典，每当黄杰试图推行自己的治军方案时，孙立人总是在军官会议上据理力争，直斥其非，让黄杰数次下不来台。   然而，当张佛千走进孙立人的世界，尤其是在得知两人同为安徽庐江老乡后，局面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在那几个彻夜长谈的晚上，张佛千敏锐地捕捉到了孙立人性格中的底色，这个被黄杰视为“刺头”的军官，并非是有意抗上，而是一个纯粹到近乎天真的技术官僚。   他之所以顶撞，是因为痛恨那些不适应实战的旧习气；他之所以显得格格不入，是因为他厌恶军内复杂的人情勾斗，张佛千意识到，孙立人需要的是“翻译”而非“管教”回到总部后，张佛千向黄杰交出了一份颇具政治智慧的答卷。   对于何绍周，他直言其仗势而骄、根深蒂固，只能采取怀柔手段慢慢拉拢，而对于孙立人，他则剖析其只是“刚极易折”不懂圆滑，并非存心作对，这次海州之行，不仅帮黄杰理清了乱麻，更让张佛千与孙立人结下了莫逆之交，这种友谊甚至改变了两人后半生的命运轨迹。   这种深度的信任在抗战胜利后的重庆得到了印证，当时孙立人身为新一军军长，对自己的去向感到迷茫，张佛千仅凭对时局和派系的洞察，就精准预言了孙立人将会被派往东北，张佛千的逻辑非常冷酷而现实。   新一军是王牌，需要顶在前面，但孙立人非黄埔嫡系，这种“用其实力，忌其出身”的矛盾心态，注定了孙立人会在东北陷入孤立，当孙立人真的拿着去东北的手令来找他时，张佛千更是直言不讳地警告，这一去必遭排挤。   后来的事实正如张佛千所料，性格直率的孙立人在东北与杜聿明、郑洞国等黄埔系将领冲突不断，最终在1947年被明升暗降，剥夺了新一军的军权，黯然回到南京，在那个人生的十字路口，蒋介石给了孙立人两个选择：去军校当校长，或者去编练新军。   尽管张佛千苦口婆心地劝他选择军校校长这个“护身符”以便日后缓和与黄埔系的紧张关系，但一心只想带兵的孙立人还是执拗地选择了练兵，不久之后，当孙立人拿着获批去台湾练兵的指令找到张佛千，要求这位老友同行时，张佛千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此时的他原本已拿着行政院副院长吴铁城的路费，准备去泰国办报，但在面对老友近乎请求的招募时，张佛千没有丝毫犹豫，退掉了泰国的差事，连吴铁城听闻后都感叹这份情义，主动另派他人去泰国。   信息来源：抗日名将黄杰与最后一支离开大陆的国民党部队——央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