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建这个纪念堂，我是不赞成的，这也并非毛主席的意愿……”我认为这个说法欠妥。如果建成了，没有人去瞻仰，那是真的不妥。但从建成后，每天去纪念堂瞻仰的人群排着长龙，不预约都瞻仰不上！从人民群众踊跃瞻仰看，纪念堂建造能满足大众情感需求，很有必要。 天安门广场那一头，纪念堂闷声站着，门口的队伍天天在变。 清早风还凉，一串人沿着栅栏慢慢挪，有人抱着孩子，有人扶着老人，嘴上偶尔冒一句“当年建不建，其实挺难说”，脚下又很老实，这就是广场上的真实画面。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逝世，全国压在一片黑纱白花里。 十月八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作出决定，在北京建立毛泽东主席纪念堂，建成后将遗体安放在水晶棺中，长期让人民瞻仰。 一份文件，把情绪落在一座具体建筑上：给这个国家留一个还能见到毛主席的地方。 纪念堂往哪儿放，最先难住的就是这一伙设计、施工的人。 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江苏、陕西、辽宁、黑龙江八个地方，把最精干的建筑师、美术工作者、工人技师送到北京，一机部副部长孙友余、市建委主任赵鹏飞挂帅。 大家先盯着水面，中南海、昆明湖都走了一圈，“水上日出”的方案画出来，水面上跃出一轮红日，看着漂亮，总觉得像给风景配插画。 接着上山，香山、景山、玉泉山一座一座看，“山顶红星”的设想也提出来，毛主席卧在苍松白云间，夜空亮一颗星，气派是气派，离“在人民中间”有点远。 午门有人提议拆，瀛台也有人惦记。 午门连着紫禁城，瀛台在中南海，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办公的地方，真把纪念堂塞进去，老百姓进出都要打鼓。选址组一场场座谈开下来，工人、干部、知识分子你一句我一句，天安门广场三个字慢慢成了共识：这里是新中国很多重大宣布和群众集会的地方，人熟地也熟。 中共中央政治局最后拍板：纪念堂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南。 具体落点，还得细算。 有方案让纪念堂紧挨纪念碑，有方案主张搬到正阳门原址，还有方案让它贴着正阳门。 几种一比，问题就出来了：太靠纪念碑，两件纪念物容易黏连；搬到正阳门原址，要拆城楼；贴着城楼，又会被四十二米高的城楼压住气口。 最后定下一个朴素的做法：正阳门不动，纪念堂放在纪念碑和城楼正中，南北各二百米，正好踩在旧中华门那块地上。 高度同样掂量过，一边在天安门城楼脚下，一边在金水桥畔，规划人员一遍遍画视线，既要让纪念堂挡住正阳门屋顶剪影，又不能压住人民英雄纪念碑。 总高定在三十三点六米，底部长宽各一百零五点五米，总建筑面积两万多平方米，正方形二层楼安在中轴线上，与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在高度、色彩上都对得上。 纪念堂正门朝北，有人担心开大会时队伍都面向天安门，等于背对纪念堂。 有人提议把纪念堂庭院东西两侧往里收，外圈广场放开，人一多，东西南北四面都能站满群众，毛主席就又回到人群当中。 位置定下来，工地立刻加速。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天安门广场冷风直灌，八千多名首都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和各界代表，以及施工技术人员站在工地旁，毛主席巨幅彩色画像和横幅对着广场，奠基仪式开始，华国锋发表讲话，北京第四市政工程公司第六施工队在天安门城楼前宣誓后马上回到工地，从那天起，这片空地昼夜不停。 纪念堂需要的大量汉白玉来自北京房山县西南部山区。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共房山县委接到任务，四个月内要开采一千五百立方米汉白玉，而过去一年最高也不过两千立方米。 全县干部群众、解放军指战员、矿工连轴转，把深埋在三十米以下的石料一车车运出，按时送到工地。雕刻工人对着石膏模型一锤一錾，仅毛主席那尊三米多高的汉白玉坐像，就用了四十多立方米石料，一九七七年八月十日才完工。 纪念堂内部，北大厅灯光透亮，四根奶油红大理石方柱撑起屋顶，红色绒毯铺在杭灰大理石上，正中央是那尊坐像：毛主席穿着中山装，坐在沙发上，一条腿自然搭在另一条腿上，神情平和。 这个姿势，是从一百多稿方案里挑出来的，站像、行进像都被放到一边，因为大家认同，这才是平日里最常见的毛主席。 坐像背后是绒绣《祖国大地》，长二十四米、高七米，由画家集体构思，山东烟台绒绣厂四十三名女工一针一线绣成，足足干了六十八个日日夜夜。 纪念堂南北大门两侧，各有两座人物群雕。 一九七七年五月四日，纪念堂主体工程竣工。 毛主席逝世一周年前夕，内外装修、设备安装、布置全部就绪。八月十八日，水晶棺移入纪念堂，八月二十日，毛主席遗体安放其中。 多年过去，“该不该建纪念堂”的争论一直在，纪念堂自己从不多话，天安门广场上那条从清晨排到中午、从工作日排到节假日的长龙，就算它给出的回答：如果真有那么不合适，队伍早就散了，不会到现在还得提前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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