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在刘青山被抓之前，他们一家人聚在一起，然后拍了这一张全家福。 相片背后几行字：一九五一年，石家庄，全家合影。 刘青山是河北安国人，一九一四年生，当过雇工，给人扛麻袋、推车。 三十年代入党，从小人物干到天津地委书记，再到石家庄当市委副书记。 范勇抱着小儿子，琢磨三个男娃将来的饭碗。大儿子刘铁骑六岁，二儿子刘铁甲四岁，小儿子刘铁兵几个月，一家人住在石家庄市委大院。 这之前，刘青山刚从维也纳回来，作为“中国青年友好代表团成员”，参加“世界和平友好大会”。 刘铁骑想父亲，就在墙上用粉笔划白线，一天一道。 划到第六十二道白线，家里说，可以去保定见父亲。他赶紧换衣服换鞋，在院子里同小伙伴炫耀，说要去见“刘书记”。在他想象里，父亲会像相片上那样站在屋里。 谁也没告诉他，保定那边已经另有安排。 保定那间屋子闷得慌。 门一开，姥姥侧躺在双人床上，脸朝里；对面坐着两个工作人员，只对老人家说了一句“老太太您歇着，我们走了”，转身出门。 屋里只剩下压着嗓子的哭声。 城外，刑场已经布好。河北省委按中央指示，把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写成四条：子弹打后心，不打头；尸体收殓安葬，棺材由公家出；亲属不按反革命家属对待；子女由国家负责抚养成人。这几句，当面念给刘青山，他听完大哭，知道命保不住，只能惦着那三个孩子。 一九五零到一九五一，一叠材料摊在会场。 两人利用权力贪污、挪用公款，共一百七十一亿六千二百七十二万旧币，按一万比一折算，新币约一百七十一万六千多元。有心人按当年物价算账，说大致能买两千万斤粮食，差不多抵上一吨黄金。 数字一念，许多在场的人脸色发紧，从“老功臣”到“贪污犯”，只隔几行字。 枪声响起，墙上的白线停在第六十二道。 回到石家庄，街口有小孩悄声对刘铁骑说：“你爸是贪污犯，枪毙了。”这话像石块砸在胸口，他回家扑进母亲怀里大哭。 范勇眼泪直掉，只能抱得更紧。 那张全家福成了扎眼的东西，扔了舍不得，拿出来看又难受。纸面上的照顾写得好看：长子、次子由国家供给，每月各十五元生活费，老三归母亲抚养。 三兄弟很快被接到河北安国县南章村，住进叔叔刘恒山家。 一九五四年四月，范勇扛不住精神和生活双重压力，嫁给张月东。 石家庄方面得知后，一度停发两个孩子的生活费。一九五七年，她在党小组会上说了几句憋了很久的话，被划成“右派”，随后被扫地出门，遣送农村，生活费停了十二年。 一九七八年，有关部门下结论，说她属于“错划右派”。 兄弟几个的路，从这之后各走各的。二儿子刘铁甲原本在县里读高二，风声一起，只能回村种地。他跑到东北编箩卖艺，冬天穿单鞋在雪地里走街串巷，手上冻裂口子。 有一回，他对大哥叹气：“咱们哥仨爹没了，娘也改嫁了，只能寄人篱下，没家没疼，认命吧。” 一九七六年，管道局内部招工，刘铁骑把弟弟的名字报了上去。 刘铁甲成了石油管道工，在管线边上讨生活。小儿子刘铁兵，高中毕业后在村里务农，参军卡在“家庭问题”上。 后来县里给了指标，他去了曲阳煤矿下窑，拿到“农转非”，再调回安国。 大儿子刘铁骑，成绩好，高中毕业考大学，一九六五年报考北京石油学院。 老师看成绩，再翻档案，看见“父亲刘青山，一九五二年被处决”那一行。 当晚回北京汇报后，学校党委研究，点头录取。档案里有一栏，要写“亲属中有无被杀、关、管”。他照实填上，消息在校园里传开。 他端着饭盒进食堂，背后有人压低声音：“看，就是刘青山的儿子。”名字走在前头，人跟在后头，那张全家福和那声枪响，一起跟着他。 一九七零年七月，他大学毕业，被分到抚顺石油一厂。 亲事在这当口定下。 他在叔叔家长大，隔壁邻居刘继先，两人在同一所中学读书。刘继先一九六九年从河北医学院毕业，分到涞源县。 他毕业后，两人把这桩事说给家里，难点在女方父亲。 老人是安国县基层干部，怕女儿一辈子绕不开那场案子。 刘继先态度干脆，不认“血统论”，认人，不认档案上的那一行字。父亲看她心意已决，最后松了口。 一九七二年，两人结婚，后来有了一儿一女。 四口人都提过入党的事，申请书写了几回，最终都压在抽屉里。 那张一九五一年的全家福偶尔被翻出来，纸边已经发黄起毛，照片里的男人还站在中间，几个孩子挤在母亲身边，什么都不知道。 后来的一切，都没拍进去，只慢慢落在各自的人生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