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原马家军改编的解放军7师，部分官兵发动叛乱。王震叫来7师师长，质问：“你的部队叛变了，打算怎么处理？” 马步芳作为青海军阀，长年盘踞西北，通过家族势力控制军队和地方资源。他的部队以骑五军为核心，装备老旧步枪，却凭借人数优势维持统治。马步青则在甘肃河西走廊经营商贸，积累财富后从天津购入捷克机枪和上海德式马刀，增强部队实力。他公开比较自己与哥哥的势力，导致家族内部紧张。1942年蒋介石调令下，马步青部队移往青海，马步芳通过宴席手段夺取兵权，卫士环绕下完成权力转移。马步芳的骑五军成为其王牌，参与抗日战争后期活动，但内部管理松散，官兵多为回族和撒拉族，习惯军阀作风。这些部队在1949年兰州战役后残部西撤，穿越戈壁抵达迪化，面临起义改编压力。陶峙岳宣布起义后，这支部队接受整编，成为解放军骑兵第七师，番号调整为22兵团下属单位。 骑兵第七师改编自国民党骑五军，官兵成分复杂，多数为少数民族，保留旧军习气。1949年12月中央军委命令，新疆起义部队整编为22兵团，下辖第九军和骑兵第七、第八师。韩有文原为骑五军旅长，兰州失守后接管残部，率队投诚。他在酒泉起义时交出部队，担任代师长。改编仪式中官兵更换军装，但旧思想未除。部队驻扎阜康，执行剿匪任务时，内部矛盾浮现。旧日红军西路军与马家军的冲突历史被提及，谣言传播称剿匪为清算旧账。回族官兵占七成，对政治学习和官兵平等制度抵触，认为劳动改造有辱尊严。清真饮食供应不足进一步激化不满。悍匪乌斯满暗中联络旧军官，许以黄金牧场作为诱饵，拉拢顽固分子。部队管理中，新纪律与旧习惯碰撞，导致不满积累。1951年初剿匪命令下达，副连长马忠孝公开抗拒，砸碗表示不愿打旧部。这些因素交织，推动部分官兵走向极端。 1951年3月阜康驻地叛乱爆发，特务连排长马占林带头，数百官兵抢夺步枪和战马，裹挟上千士兵逃向天山深处。叛军总数达3000多人，控制乌鲁木齐至北疆要道，威胁当地稳定。新疆军区司令部获报后，王震作出决策，一面调战车团封锁东逃通道，一面召见韩有文。韩有文作为撒拉族军官，原名热买赞，1931年加入马步芳部队，逐步升任。叛乱中他率忠诚官兵参与平叛。战车团45辆装甲车推进戈壁，12门迫击炮封锁巴里坤湖。叛军取水时遭伏击，损失惨重。马占林等首恶在荒野毙命。韩有文在孔雀河边带队拦截，高举文件喊话，强调民族平等政策。回族战士展示标语，2300余叛军弃械投降。叛乱仅持续五天，军区控制局面。整个过程暴露部队改造难度，少数民族政策需调整。 平叛后王震下达四道命令，撤销骑兵第七师番号，战马充公换耕牛，马刀铸为锄头，整编为农业建设师。官兵开赴塔克拉玛干沙漠屯垦戍边，修建营房，提供清真饮食，开办双语夜校。这些措施旨在通过劳动化解矛盾，原马家军官兵在开荒中适应新生活。韩有文因平叛有功，改任农六师副师长，继续参与生产建设。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由此发展，22兵团整编为农建单位，推动边疆开发。昔日骑兵转为农垦战士，挖掘水渠，种植棉花粮食。马步芳家族势力瓦解，其子马呈祥1949年携黄金南逃，骑五军残部彻底融入新体制。王震在新疆任职至1952年，推动稳定与建设。叛乱事件虽负面，但促使军区加强少数民族工作，避免类似隐患。部队整编后，农业生产成为重点，戈壁荒漠渐变绿洲。 马家军历史源于西北军阀混战，马步芳继承家族基业，掌控青海军政。骑五军装备虽精，但管理依赖家族网络，官兵忠诚于军阀而非国家。改编后，这些问题暴露，叛乱成为必然。军区通过平叛与改造，巩固新疆统一。韩有文从国民党军官转型，参与起义与平叛，体现少数民族干部作用。叛军首恶如乌斯满、马占林、马忠孝，代表顽固势力，拒不接受新秩序。平叛使用装甲车和迫击炮，显示解放军装备优势。事件后，22兵团发展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模式推广。官兵在沙漠劳动，学习双语，改善生活条件。清真饮食保障化解部分不满。叛乱教训推动政策调整，强调民族平等。王震指挥经验丰富，早年参加长征，进疆后负责剿匪与建设。部队番号撤销避免旧习复燃，整编为农建师促进生产。 西北军阀时代，马步青通过河西商道致富，装备部队挑战哥哥势力。1942年权力转移后，骑五军统一于马步芳麾下。1949年国民党败退，陶峙岳起义影响新疆部队。骑五军残部投诚，韩有文率队整编。骑兵第七师驻阜康，执行任务中矛盾激化。剿匪命令触发旧恩怨，红军西路军血债被翻出。谣言称共产党清算旧账，官兵恐慌。少数民族官兵对新管理不满，政治学习视为负担。乌斯满串联旧部，许诺独立牧场。叛乱规模达3000人，逃入天山威胁交通。军区调集力量平叛，战车团封锁湖区。伏击中叛军损失枪马。韩有文喊话促降，2300人投诚。平叛后整编农业师，官兵屯垦沙漠。修建设施，提供饮食教育。韩有文升职农六师副师长，1980年任政协副主席。王震骨灰撒天山，象征守护边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