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战争绝不会和俄乌战争一样克制，一旦开打就是不死不休的灭国之战。不可能打打停停。 中日战争若爆发，必然是远超俄乌模式的灭国级对决，这是由两国百年恩怨的历史逻辑、地缘战略的生死冲突以及民族记忆的不可调和性共同决定的。 从1874年日本首次入侵台湾算起，半个世纪内五次大规模侵华战争，甲午战争割台、八国联军屠城、九一八吞并东北、七七事变全面侵华，每一页历史都浸透3500万中国人的鲜血。 这种持续百年的系统性屠杀与奴役，在中华民族记忆中刻下的是“灭种”级创伤——不同于俄乌同属东斯拉夫民族的历史纠葛，中日之间是侵略者与受害者的绝对对立，没有任何文化同源的缓冲带。 日本军国主义的“大陆政策”从未真正消亡。从《田中奏折》到现代右翼势力的“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论调，其核心始终是控制东亚大陆的地缘野心。 当前中国的崛起彻底打破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亚洲霸主”的幻想：钓鱼岛实际控制、东海油气田开发、台海局势的主导权，每一项都触碰日本百年扩张的“历史心结”。 更关键的是，日本对中国的恐惧具有特殊性——它是唯一一个被中国从亡国边缘反杀的国家（1945年战败），这种情结让其对中国的崛起充满病态敏感。 俄乌冲突中，俄罗斯尚可接受乌克兰的“有限中立”，但日本绝不会容忍中国在东亚建立排除其影响力的秩序，因为这意味着其百年侵略史的彻底归零。 两国的战争准备早已超越常规军事对抗。中国的东风导弹、航母编队、区域拒止体系，本质上是针对日本列岛的“反介入”设计——一旦开战，必然首先瘫痪横须贺、佐世保等美军基地，切断日本的能源生命线。 而日本依托“西南诸岛有事”预案，在琉球群岛部署千枚反舰导弹，其“先发制人”打击理论直指中国沿海关键设施。这种针对性部署，与俄乌在顿巴斯的阵地战截然不同：中日双方都清楚，任何局部冲突都可能触发对方的“灭国按钮”——中国无法容忍日本再次染指台湾，日本无法接受失去美国庇护后的“大陆压制”。 历史记忆的代际传递加剧了战争的不可控性。中国教科书对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的细节化记载，与日本右翼篡改历史的持续操作，形成了互为镜像的仇恨循环。俄乌民众尚能在东正教文化中找到共鸣，中日民间却在社交媒体上持续进行“历史清算”——这种全民参与的记忆对抗，让任何军事冲突都可能迅速升级为民族存亡的总决战。 2012年钓鱼岛危机时，中国多地爆发的反日游行，已预示了民意对战争的极端化推动：不同于俄乌“代理人战争”的克制，中日一旦开战，必然陷入“你死我活”的全民动员。 地缘战略的“零和博弈”让妥协失去可能。乌克兰对俄罗斯而言是缓冲带，日本对中国而言却是突破第一岛链的生死关。中国若不能彻底消除日本的军事威胁，东海、南海的战略空间将永远受制；日本若不能遏制中国崛起，其资源匮乏的岛国宿命将彻底固化。 这种结构性矛盾，使得任何局部冲突都可能引发全面战争——2018年日本修改《防卫省设置法》，允许自卫队“先发制人”打击敌方基地，本质上是为对华战争铺路。而中国“反台独”的底线，在日本介入时必然升级为“反军国主义复活”的总体战。 最关键的是，两国都缺乏“止损机制”。俄乌冲突中，尽管炮火激烈，双方始终保留着谈判窗口，因为俄罗斯需要欧洲能源市场，乌克兰依赖西方援助。但中日战争没有这种缓冲：中国对日本的核心诉求是“永绝后患”，日本对中国的恐惧是“亡国重演”。 1945年的教训历历在目——中国若战败，等待的将是再次被分割占领；日本若战败，其列岛可能面临永久性非军事化。这种“非生即死”的结局，让任何指挥官都不敢在战场上留有余地。从甲午海战到淞沪会战，中日战争史反复证明：当一方露出败象，另一方必然倾尽全力绞杀，因为谁都知道，后退一步就是万劫不复。 历史的吊诡在于，日本始终未能理解：中国对其的警惕，早已超越单纯的领土争端，而是对一种“侵略基因”的本能恐惧。这种恐惧，源自1894年旅顺屠城的烈火，源自1937年长江漂满的尸体，源自2023年仍在参拜靖国神社的政客。 当日本防卫费突破GDP2%，当自卫队演习直指台湾，中国社会的集体记忆被唤醒的不是“俄乌式的边境冲突”，而是1931年柳条湖的爆炸声。这种记忆的重量，让任何试图类比俄乌“克制”的幻想都显得苍白——中日战争的倒计时器上，刻着的不是领土争议，而是两个民族的生死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