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鲁迅穿着满是补丁的长衫，去北大上课，引学生嘲笑：“哪来的乞丐，真扫兴。”结果鲁迅一句话，让学生愧疚不已。 布包放在讲台时发出轻微的“咚”声，像块浸了水的棉絮。 靛蓝长衫洗得褪了色，肘弯处补丁摞着补丁，像绍兴乌篷船上补过的帆；耳朵上那支铜笔夹在耳后，笔尖在阳光下闪了下冷光。 前排那个嘀咕“乞丐”的学生，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衣角，笑声卡在喉咙里——他忽然看清，那补丁的针脚细密，倒像是谁用针在布上写小楷。 鲁迅没看任何人，从布包里抽出一摞泛黄的纸，是《中国小说史略》的手稿，边角卷得像晒干的海带。 “你们说古书荒唐，”他开口时，绍兴口音裹着粉笔灰的味道，“可曾见过更荒唐的？” 这话像块石头投进水里。 方才还闹哄哄的教室，突然静得能听见窗外老槐树的叶子落地。有人想起杂志上那篇《狂人日记》，字字像冰锥子，此刻却从这补丁长衫里钻出来，扎得人后背发紧。 他开始讲《西游记》里的唐僧，讲《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讲那些被供在神龛上的“英雄”——“他们说吃斋念佛能西天取经，可真经若在西天，为何东土遍地饿殍？” 学生们的笔在纸上沙沙响，没人再敢抬头看那件长衫。 谁也不知道，这长衫的主人，二十年前还握着手术刀。 1902年的仙台港，海风裹着鱼腥味，鲁迅站在甲板上，手里攥着父亲临终前枯瘦的手的温度。那时他以为，手术刀能剜掉这世道的脓疮。 藤野先生的解剖课上，他笔记记得最细，连神经分布的走向都画成树枝的模样。可1906年那天，幻灯片里的中国人被捆在柱子上，围观者的笑像针，扎穿了他的眼睛。 “学医救不了中国人。”他把手术刀扔进箱底，拿起的笔比刀更锋利。 1918年的《新青年》，《狂人日记》像一声惊雷，“吃人”两个字撕开了礼教的画皮。有人说他疯了，他却在稿纸上写：“从来如此，便对吗？” 北大的课，他一周只来一次，却比谁都认真。 蔡元培请他设计校徽时，他画了个“北大”二字叠成的人，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学生问他为何不当教授，他只摆摆手，布包里的手稿又厚了几分。 讨论《红楼梦》时，他让学生分角色念王熙凤的台词，念到“机关算尽太聪明”，突然停住：“你们看，这世上多少人，活成了自己最恨的样子？” 走廊里挤满了旁听的人，有人站在窗台上，鞋跟蹭掉墙皮；校外的青年揣着笔记本赶来，说“听鲁先生一课，胜读十年书”。 那堂课结束时，夕阳把鲁迅的影子拉得很长，补丁在地上拼成细碎的星子。 先前嘲笑他的学生，红着脸递上笔记本，扉页上写着：“先生，长衫上的补丁，原是照亮我们的灯。” 后来有人说，北大那几年，鲁迅的课像把钥匙。 打开的，是旧书堆里的活人，是古籍字缝里的血，是每个年轻人心里不敢问的那句——“我是不是也在吃人，或者，等着被吃？” 1936年上海的秋天，他躺在病床上，手里还攥着笔。 从绍兴老屋的药罐，到仙台教室的幻灯片，再到北大讲台的补丁长衫，他走的每一步，都像在荆棘丛里写诗——血珠子滴在纸上，倒成了最好的标点。 那天的北大教室，最后记在学生心里的，不是“乞丐”的笑，是那句“荒唐的不是故事，是讲故事的人”。 而那件补丁长衫，后来被学生们传成了一个符号：真正的体面，从不在衣上，在骨头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