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57年8月的一天，上海延安东路的36路电车上，一个退伍老兵死死盯着车厢另一头的陌生男人，他的手在发抖，眼睛却越看越狠，这个男人不是别人，正是他八年前在济南差点死在他手里的日本间谍——河下谷清。 1957年8月的一个上海午后，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延安路上的36路电车摇摇晃晃，车厢里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 四十三岁的徐永卿坐在角落里，几分钟前他刚给铁路局的学员上完课，打算去南京路逛逛，但现在，他的手紧紧抓住座椅边缘，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让这个经历过战争的老兵如此失态的，是车厢另一头的一个男人，那是个穿灰色中山装、头发花白的人，看起来很普通。 但在徐永卿眼里，这张脸和十二年前济南的一个阴冷黄昏重合了，他注意到对方眉骨下的刀疤、眼角的一颗灰色痣，还有那种漫不经心却透着杀气的眼神——徐永卿一辈子都不会认错。 八年前，这个男人化名“尤志远”，打着“日本反战同盟”的幌子在济南铁路局骗人，其实是把很多爱国青年往火坑里推的日本间谍。 徐永卿就是太相信他那副斯文面孔了，直到有一次在火车站被几个壮汉围住，差点被拖进小巷子里灭口，才认清他的真面目。 现在，这个日本间谍河下谷清并没有在战乱中死去，而是完美地融入了新上海，只要他不说话，没人能看出他是受过日本“特高课”严格训练的特工。 战败后，他并没有像其他日侨一样被遣返，而是混进人海，甚至把伪装术玩到了极致，为了弄到合法的居留身份，他想到最简单的办法——找女人。 在上海，他找到了一个叫贾贤珠的浙江籍舞女，不仅和她结婚，还利用她在欢场的人脉搞到了假身份证，把自己伪装成来自东北的商人。 他在虬江路的一个旧货市场里开了一家“大山岗电器修理”店，那里人来人往，确实是最好的掩护。但他修理旧手表、收音机时，眼睛却盯着中国的工业情报。 他像只地老鼠一边帮邻居修电灯，一边偷偷伪造“北海币”，甚至在交易时不自觉地冒出一句“阿里嘎多”。 有一次，一个工友拿着修不好的表来理论，却被贾贤珠挡在门外，那男人手里竟然握着一根电棍。 徐永卿那天在电车上没有动手，他看着那人下了车，跟着他走了一段路，直到对方消失在四川中路菜市场的人群中。 他知道自己必须冷静，当晚，他给老首长、华东军区司令许世友发了一封急报，许将军一看名字，拍桌子大喊：“就在眼皮子底下？赶紧挖出来！” 上海公安局接手了这个叫“河下谷清”的幽灵案，侦查员们并没有大海捞针，而是从“舞女”这条线入手。 当时上海有成千上万的舞女，浙江籍的有七百三十二人，老刑警吴一竹没打算一个个敲门，他直去找那些在舞厅里混的老板问话：谁嫁给了长得奇怪或者像日本人的男人？ 网络越收越紧，名单最后只剩下三个人：时春萍、王巧玲、贾贤珠，前两个人的丈夫身份都清楚了，大家把目光集中在了贾贤珠的丈夫“曾福山”身上。 一开始，用来辨认的照片不太清楚，徐永卿甚至摇了摇头表示不确定，但那个年代，真正的关键线索往往来自老百姓。 三封来自群众的举报信成了突破口。铁路工人樊纯芳、纺织厂工人洪志勇，还有一位匿名市民，都指认虬江路那个姓曾的“大山岗”修理匠，行踪神秘，居然在私下收集详细地图。 1958年夏天，收网的时刻到了，情报显示，这条“大鱼”察觉到风声，准备带着核心资料逃到南京或苏州。 清晨的火车站，那个伪装了十三年的男人提着一个黑色的皮箱，低头匆匆赶路，当几个便衣警察突然按住他的肩膀时，他愣了一下，没怎么挣扎。 警察提起那只箱子，感觉特别沉——里面根本没有衣物，全是微型发报机、通讯密码本，还有一叠叠没销毁反而整理得井井有条的情报资料。 审讯室里，河下谷清一开始还想演，坚称自己是朝鲜族商人，直到侦查员把徐永卿提供的1945年老照片、“尤志远”时期的档案，以及“许世友”将军关注此案的消息甩到他面前。 听到那两个让他脊背发凉的名字，他最后一道防线崩溃了，脸色煞白，手开始哆嗦，“我最怕的就是碰见徐永卿。”他低着头，终于用日语交代了一切。 这个从济南逃到上海，战后潜伏了十三年的罪犯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然而历史总爱开玩笑，他在监狱里因为“改造表现良好”，到了1977年，赶上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的特赦，被送回了日本。 那个曾经差点扼死中国工人的刽子手回国后竟然继承了一笔意外的家族遗产，成了富豪，据说晚年，他还能坐在那笔不义之财上，心有余悸地跟人念叨他在中国的传奇经历。 参考来源：温州新闻网 看一块八十多年前的碑,听一段红色革命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