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秋夜，朱梅馥为傅雷垫好棉胎，目送他踏凳悬梁。待丈夫气绝，她抚平其衣襟，转身将床单拧成绳，重复同样的动作。钢窗无声，棉胎消音，这对夫妻的诀别，体面得不扰邻人分毫。这位出身书香的女子，曾是教会学校的才女，英语流利，钢琴弹得震彻屋瓦。十四岁定亲表哥傅雷，他归国成婚时嫌“梅福”土，改名“梅馥”，赞她有梅香梅骨。傅雷才情逼人，脾气却如烈火，摔东西、揍孩子是常事。朱梅馥总挡在中间，抄稿校订到深夜，热茶从不凉。他两度移情，她竟写信安慰情敌，只求他安心翻译。夫妇俩先后自缢，遗书三千字工整如仪：房租、药费、保姆工资一一列明，留53.3元作火葬费，600元给保姆过渡。骨灰被女青年江小燕藏了十三年，平反后合葬。墓碑上“翻译家傅雷 朱梅馥夫妇”十二字，是她一生最好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