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的春天，开往北京的列车在原野上疾驰，车轮撞击铁轨的轰鸣声，似乎在敲打着一位乘客脆弱的神经，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心中并没有参加全国代表会议的使命感，反倒被一种深不见底的惶恐填满。 到了北京，空气里弥漫着肃杀的味道，会议的一项议程是清算高岗、饶漱石的联盟问题，会场上，每一个关于“交代历史问题”的字眼，都像重锤一样砸在潘汉年的心上。 特别是当他翻看分发的材料，看到涉及上海市公安局的一些内部问题时，那段长期压抑的往事终于再也关不住了，他意识到，再不开口，也许就永远没有机会辩白。 4月2日，他终于迈进了陈毅的办公室，将一份写满那段隐秘往事的材料交了上去，他期待的是组织的宽恕，或者是从轻发落。 但他没有等来理解，毛泽东看过材料后，批示冷硬决绝：“此人从此不能信用。”仅仅一天后，就在潘汉年下榻的北京饭店，罗瑞卿带着人出现在他面前，当场宣布逮捕。 1943年，那时候的潘汉年，在上海滩可谓如鱼得水，为了搜集日伪情报，他周旋于三教九流之间，也就是在那一年，他在汪伪特务头目李士群的牵线下，陷入了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被裹挟着去见了情绪消沉的汪精卫。 在那样狼穴虎口的情境下，为了保全情报网，也为了自身的安全，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应付了那场会面。 回到淮南根据地后，潘汉年选择了沉默，这种沉默并非背叛，而是出于对政治环境的恐惧，当时的整风运动正在紧要关头，他惧怕一旦说不清楚，就会被时任领导饶漱石抓住把柄，扣上特务帽子，变成第二个被审查的“杨帆”。 这一念之差的顾虑，让他错过了最佳的汇报时机，也将这颗苦果埋藏了十几年，最终在1955年炸毁了他所有的荣耀。 然而，后来的判决书上堆砌的罪名，如今看来却荒诞得令人唏嘘，除了那次被定性为“投敌”的会面，最离谱的竟是一个关于数字的误读。 判决中称他组建了“3300人的特务队伍”，而事实上，这个数字不过是解放战争时期的一句玩笑话。当时有人调侃华东局相关干部交游广阔，手下三教九流如同战国孟尝君的门客，“三千三，尽是鸡鸣狗盗徒”。 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他还被指控“向台湾提供情报导致二六轰炸”，实际上，被炸的上海发电厂赫然耸立在江边，是上海的地标建筑，哪怕是普通市民都知道方位，国民党军又何须一位共产党的高级情报官员来“指路”。 就是这样一位功臣，曾准确预警德国进攻苏联、在日本南下战略未定前就抢先获取核心情报的谍报天才，就这样被裹挟进时代的洪流中。 他在那个灰暗的牢房里度过了漫长的岁月，从秦城监狱到湖南的劳改农场，曾经风度翩翩的“小开”变成了挑粪种茶的囚徒。 在这场漫长的悲剧中，唯一的亮色或许是他的妻子董慧，这位昔日香港富商的掌上明珠，为了信仰在十六岁时奔赴延安。 当丈夫落难，所有人都避之不及时，在秦城监狱的铁窗外，在湖南茶场的苦役中，她始终不离不弃。 面对家人要把她接回香港安度晚年的请求，这位六旬老人回答得倔强又心酸：“我为了这个国家回来时才十六岁，老潘的问题一天不清，我就一天不走。” 遗憾的是，他们都没有等到这一天，1977年，潘汉年带着“内奸”的帽子，病逝于湖南长沙，临终前，他曾对朋友说过：“功过是非，历史自有定论。” 主要信源：（凤凰网卫视——潘汉年冤案：毛泽东亲批此人不可信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