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地下党王同兴家里突然来了两个陌生人，他们臂缠毛巾、手提点心，这是说好的接头暗号。王同兴没起疑，中了特务的奸计。 敲门声在1934年的那个阴霾午后显得格外突兀，这不仅仅是打破了北京胡同里的宁静，更是直接撞进了地下党员王同兴那本就不安稳的睡梦中，作为一名掩护身份为书商、同时也被人戏称为“王胖子”的坚定战士，他对周遭的空气有着近乎本能的敏感。 几天前同伴宋同发关于局势紧张的警告犹在耳畔，此刻门外那有节奏的叩击声，听起来像是一道催命符，又像是一场未知赌局的开场锣，门扉开启的瞬间，一场关于识别与反识别的暗战随即打响。 门外两名男子的装束堪称“教科书级别”的接头标准：手臂上缠着显眼的毛巾，手里提着礼节性的点心盒子，然而道具的完美无法掩盖“戏子”演技的拙劣，其中一个身形肥胖的来访者，刚跨过门槛，那一双眼珠子就在屋内四处乱转，目光黏在家具摆设上。 透出的不是同志相见的审慎，而是一股子令人作呕的贪婪，这种市侩气，与王同兴屋内堆满的进步书籍刊物格格不入，尽管对方嘴里说着“上级意思”、“有紧急情况”的切口，甚至搬出了陈仰贤的名字试图取信于人，但那种不仅没有风声预警。 反而甚至不允许主人思考的猴急模样，已经让王同兴那看似憨厚和煦的笑容背后，升起了一道冰冷的防线，即便心中疑云密布，王同兴手上的动作却没有丝毫迟滞，他深知在没有确凿证据前不能撕破脸。 一边热情地张罗着倒茶水，一边用身体语言掩饰着内心的盘算，他必须立刻要把这个异样的信号传递出去，找了个看似合理的借口溜出家门，王同兴直奔陈仰贤的住处，当他在角落里拉住那个袖口还沾满面粉、正在家里搓面团的汉子时。 那短短几句低语，瞬间让陈仰贤原本还在操持家务的轻松神情凝固成铁，两人不需要过多的 争执，眼神交汇间便定下了“将计就计”的策略，既然对方想演一出“瓮中捉鳖”，那他们不如就陪着演一场“金蝉脱壳”。 戏演到了高潮，特务们的耐心也消耗殆尽，在那两个冒牌货的推搡和催促下，王同兴、陈仰贤以及随后赶来的宋同发三人被塞进了一辆马车，向着所谓的目的地大名驶去，车轮滚滚，车厢内的空气沉闷得仿佛能拧出水来，阳光透过随着颠簸微微晃动的车窗帘缝隙。 在宋同发的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就在他闭目养神、心中盘算对策的恍惚间，一道犹如实质的炙热目光穿透了车窗的阻隔，宋同发猛然睁眼，恰好看见窗外一匹快马疾驰而过，马上那身穿黑色大衣、戴着毡帽的身影是如此熟悉，正是真正的上级负责人王从吾。 这才是真正的接头，王从吾显然已经从王同兴那位焦急的老母亲口中得知了去向，一路抄近道狂奔而来，隔着马车晃动的窗口，王从吾并没有勒马停车，只是向着车内的同志打了一个噤声的急促手势，随后马鞭一扬，身影决绝地绕向前方路边的一处不起眼的茅草屋。 这无声的指令胜过千言万语，车内的三人瞬间读懂了其中的含义：那是一个坐标，也是一个信号，马车刚刚在茅草屋前停稳，那两个特务还沉浸在任务即将完成的喜悦中，幻想着将几人一网打尽。 殊不知，王同兴三人早已默契地交换了眼色，陈仰贤看似敷衍地回了一句“接手”三人动作整齐划一，在那电光火石的一瞬跳下马车，朝着王从吾指引的生路狂奔而去，等到负责押送的特务胖子反应过来冲进茅草屋时，留给他的只有四面漏风的空墙和一地狼藉。 夕阳下，那间空荡荡的茅草屋仿佛是对敌人最无声的嘲讽，意识到被彻底戏耍的特务气急败坏，将头上的帽子狠狠摔在地上，嘴里咒骂着那个永远抓不住的陈仰贤。 而在远处安全的角落，王同兴回望着那场未遂的阴谋，心中既对这群特务的愚蠢感到好笑，更对刚才那场惊心动魄的无声配合感到由衷的激荡，在这条隐秘战线上决定生死的从来不是手臂上的那条毛巾，而是彼此灵魂深处从未动摇的默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