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文凭泛滥的治理困境与破解路径——基于社会公平与人才发展的视角 假文凭泛滥侵蚀社会公平、阻碍人才发展。本文结合其表现形式与危害，剖析制度根源与社会诱因，提出构建“预防-监管-惩戒”三位一体的治理体系，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一、引言 “高中学历者担任大学两年首席科学家”的新闻，暴露出我国学历认证体系的漏洞与假文凭泛滥的严峻现实。在教育文凭成为职业准入、晋升提拔、资源分配重要依据的当下，虚假学历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损害个人权益，动摇社会公平正义基石。学历真实性是人才选拔机制有效运行的前提，当前学历造假已渗透多个领域，若不及时规制，将阻碍人才强国战略实施。因此，剖析成因与危害、探索治理路径意义重大。 二、假文凭泛滥的表现形式与社会危害 （一）表现形式 假文凭形态多样，核心有三类：一是伪造学历证书，非法制作与真实文凭高度相似的证件，部分还能仿造教育部认证报告；二是“注水”学历，通过花钱买证、代修课程等方式，获取正规院校“真文凭、假能力”，多来自管理松散的民办院校或境外“文凭工厂”；三是学历信息造假，在简历中虚报学历层次、毕业院校或专业背景，常见于招聘与晋升场景。 （二）多重危害 假文凭蔓延危害深远。其一，损害社会公平正义，让努力获得真实学历者付出与回报失衡，在专业领域可能引发公共利益风险；其二，破坏市场竞争秩序，导致人力资源配置失衡，影响企业工作效率与项目质量，加剧“唯文凭论”恶性循环；其三，侵蚀教育体系公信力，降低公众对教育投入的信任度；其四，阻碍人才强国战略实施，造成“人才错配”，削弱国家核心竞争力。 三、假文凭泛滥的成因剖析 （一）制度层面：学历认证与监管体系存在漏洞 我国学历认证体系短板明显。认证机制不完善，依赖书面材料审核，缺乏对特殊学历的实质性审查手段，境外学历认证是重灾区；监管责任划分模糊，多部门缺乏协同联动，未形成闭环管理；信息公开不充分，学历查询平台覆盖面与便捷性不足，核实成本高、流程繁琐。 （二）社会层面：“唯文凭论”的价值导向扭曲 就业与职场晋升中，学历常被简化为“硬指标”，部分用人单位盲目追求高学历，形成“学历内卷”。这使得学历成为“敲门砖”，而非能力反映。当正规提升学历成本高、周期长时，部分人选择造假捷径。同时，社会对学历造假道德谴责不足，助长造假风气。 （三）个体层面：利益驱动与诚信意识缺失 学历造假核心驱动力是利益诉求，虚假学历能带来更好的就业、薪酬与晋升机会，短期利益诱惑使部分人突破底线。部分群体缺乏正确价值观与诚信意识，将造假视为“投机取巧”。此外，用人单位招聘流程不规范，核实机制缺失，使造假违法成本低，刺激造假行为。 四、假文凭泛滥的治理路径探索 （一）完善学历认证体系，筑牢源头防控防线 构建科学认证体系是遏制造假基础。推进认证机制改革，建立“线上审核+线下核实”“形式审查+实质验证”模式，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实现实时比对与动态核查，加强跨境学历认证信息共享；优化学历查询服务，扩大覆盖面，简化流程、降低成本；强化院校管理责任，严格执行审核制度，加强证书发放监管，依法处罚违规院校。 （二）健全协同监管机制，提升综合治理效能 假文凭治理需多部门协同。建立跨部门联动机制，由教育部门牵头，联合多部门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明确职责分工，实现闭环管理；加强市场监管，规范用人单位招聘行为，杜绝无关高学历门槛，督促开展学历核实与背景调查，追究录用造假者单位的责任；打击造假产业链，开展专项整治，摧毁生产与流通链条。 （三）加大惩戒力度，提高违法犯罪成本 提高造假成本是关键。完善法律法规，明确学历造假民事、行政与刑事责任，予以罚款、拘留等处罚，追究民事赔偿责任，情节严重追究刑事责任；建立失信惩戒机制，将造假者纳入社会信用体系，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在多方面予以限制；强化社会监督，畅通举报渠道，鼓励举报并给予奖励，形成全社会监督氛围。 （四）树立正确价值导向，营造诚信社会环境 遏制假文凭泛滥需从思想根源入手。破除“唯文凭论”，引导用人单位树立正确人才观，采用多元化评价方式，为有真才实学者提供公平机会；加强诚信教育，将其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培养诚信意识，引导职场人士认识造假危害；弘扬诚信文化，通过媒体宣传、公益活动等营造“诚信光荣、造假可耻”氛围，让诚信成为行为准则。 五、结论 假文凭泛滥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损害社会公平、破坏市场秩序、阻碍人才战略实施。治理需标本兼治、综合施策，构建“预防-监管-惩戒”三位一体的治理体系。同时，全社会共同参与，形成多元治理格局，让假文凭无处遁形，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治理是长期艰巨任务，需持续推进制度创新与社会共治，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推动人才发展环境更加公平、公正、有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