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没有“文化遗民”的提法，古人感兴趣的是对遗民、逸民等义域的辨析。但也许是近代中国经历了从“在传统中变”到“在传统外变”的历史变局，很多古老命题的讨论重心都发生了转移。王国维自沉颐和园之后，社会各界展开了一场话语权或解释权的争夺。作为王国维的知交好友，陈寅恪在腾挪躲闪、补苴弥缝的窘境中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他一面说“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一面又借“一假之义”发挥王国维之死的文化意义。这可能是“文化遗民”说的源头所在，在清遗民研究史上有重要的意义。清遗民因此被分为政治遗民和文化遗民两大类。而且，这一思路并不仅限于清遗民研究，在宋、明遗民研究那里，也得到了广泛认可。一般认为，文化遗民不必与实际的政治活动甚至政治态度相关联。易代之际，一方面他们自身的行为、学术或思想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又积极从事传统文化的整理、阐发、反思或弘扬。…… 文化遗民这一说法尽管为研究者打开了思路，提供了方便，但同样引起了混乱。问题也许出在“遗民”两个字身上，它是历史的丛集，容不得随心所欲的引申。文化遗民的英译一般写作cultural adherent，是颇为精到的。但我们知道，中文“遗民”一词最核心的意思相当于loyalist（也有译为diehard的，意为“顽固分子”，取义当本自“殷顽”），“遗老”照字面意思又相当于leftovers of the old society。从loyalist（忠诚者）到adherent（承续者），翻译悄悄地完成了创造性的转换。但在中文里，“遗民”一身而兼两用，就没那么方便，会引起义域上的纠葛。追究起来，陈寅恪最初提出王国维的死是出于殉文化，本来在淡化政治上的殉清，赋予其超越性的意义，虽然是深刻的洞见，但也不妨说是一种策略。研究者出于需要，本此而创文化遗民一说，恰仿佛要把陈寅恪苦心拆开的两个身份重新捏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