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在延安吃了一顿当时价值一块多钱的饭，回去就觉得请他吃饭的润之先生太苦了，跟他见过的别的领导们实在天壤之别，还整天开会讲课连个代步的车都没有，不是步行就是骑马，那都是山路，又慢又不安全。 于是陈嘉庚老先生捐献物资的时候特意捐了两辆小轿车，大家也一致同意给主席配一辆。 结果主席坚决反对，结果一辆给了延安五位老人，一辆给了朱老总，当然谁有急事也可以用。他自己大多数还是步行或骑马，他还是没有汽车。 一九四〇年春天，陈嘉庚先在重庆吃了一桌“吓人”的饭。 蒋介石那边排场很足，一桌下来要八万元，菜端上来一盘盖过一盘，灯光照得人眼花。 那时候前线官兵一个月能领多少钱，陈嘉庚心里掂得清，筷子举在半空，心就凉了半截。饭局散了，他直接在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上连登声明，劝政府和百姓节约，别在抗战最苦的时候把钱糟蹋在酒桌上。 同一年夏天，从五月三十一日到六月七日，他拐进了黄土高坡上的延安。 窑洞挂在山坡上，风从沟里一吹，带着土腥味往脸上呼。 毛主席住的那个窑洞，摆一张旧木桌，桌面坑坑洼洼，腿还有点不正，典型乡下人家用到发毛的家具。 几本书、几份文件压在上面，倒是齐齐整整。 招待陈嘉庚那顿饭，要细算也就一块多钱。两张小方桌拼成一张大桌，铺几张旧报纸遮丑，风一吹报纸就乱飞，大家只好伸手按住。 菜两样，菜园里的白菜和豆角，粗锅里现炒。 中间一只砂锅咕嘟咕嘟响，里面是老母鸡汤，汤色清，香味足，肉不多。 毛主席笑着说，这是窑洞旁边大娘家的鸡，本来正下蛋，听说来了贵客，大娘自己心疼，刀却一点没软，说“给主席招待人，值”。 陈嘉庚连着在延安待八天，看得很细。 干部衣服上补丁不少，年轻人排队打饭，轮流挑水，晚上窑洞里灯火通明，围着一张桌子谈“怎样利民福国”。 他后来写下“如拨云雾见青天”，口头上还常说，中国的救星是毛主席，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重庆那顿八万元，反过来衬得这一块多钱的鸡汤更有味道。 回到南洋，他惦记着延安的路。那里的领导人整天跑会议、跑课堂，出门不是步行就是骑马，山路弯弯绕，一脚踩下去都是尘。 捐物资时，他特意写上“两辆小轿车”，算是替那片黄土地添点脚力，也算替那位“润之先生”想一想实际困难。 车到了延安，大家开会研究怎么分。 有人很自然就想到毛主席，觉得他日夜奔波，配一辆车是理所当然。 毛主席摇头，只认两个标准：打仗要紧的优先，年纪大的优先。那两辆车最后一辆给了朱德，一辆给了延安几位“老同志”，谁有公事着急，排队借用。 毛主席自己，还是老规矩，能走就走，路远就骑马。 黄土高坡的路不认人，有一回马受惊，把他从马背上甩下去，胳膊伤得不轻。 旁边人心里一紧，又来规劝：车都在这儿停着，坐一辆怎么了。毛主席还是摇头，那意思很清楚：车是大家的，不是领袖的专享。 这股倔劲，不是到了延安才突然冒出来。 往前推回到湘潭乡下，一九一九年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去世，他跪在灵前写《祭母文》，一句“远近亲疏，一皆覆载”“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把那位农家妇人一辈子的脾性写在纸上。 平时谁家有难，文七妹总愿意搭把手，宁肯自家吃点亏。 父亲毛顺生又是另一种风格。 精打细算，手脚不停，种田、做小生意，一分钱要掰成两瓣花。儿子要下地干活，要吃苦，想躲懒就得挨说。毛泽东后来跟好友邹蕴真讲起“世界上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利己不损人的，可以损己利人的，他把母亲明明白白归到第三种。 那种“宁可自己吃亏也要成全别人”的路数，早就在心里扎了根。 毛主席对儿女也一样“舍不得松口”。 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一日，他给毛岸英、毛岸青写信，提醒他们别被别人的夸奖冲昏头，骄傲来得快，摔跤也快。 一九四六年一月，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离开十九年的父子再次见面。毛主席没有忙着给儿子换新衣，反倒把洋装脱下来，换成布衣，让他到陕北农村“上劳动大学”，拜农民为师。 到抗美援朝时，毛岸英提出上前线，毛主席点头，后来对周士钊说得很直：自己有儿子，却只让别人家的儿子流血，这算什么道理。 他对亲情的那点狠，对外人看来难免心酸，可在他的账本里，这就是“公道”。 亲戚这边，他也给自己立下“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三条。 新中国成立前夕，烈士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写信希望到北京工作，毛主席回信劝他留在湖南，听中共湖南省委安排，“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 杨开智照做，一直在湖南搞农学直到退休。 有人说，家风看不见，但会在日常小事里露头。吃一顿什么样的饭，穿一件什么样的衣，车子往谁那边推一步，钱往哪儿撒出去一步，时间久了，大家就看明白了。 时代再怎么翻新，千家万户过得正一点，国家的路才走得正一点。 毛主席和陈嘉庚，一个守着黄土窑洞，一个守着海边学村，用的都是老理儿：对自己抠一点，对别人宽一点，对国家舍得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