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邓颖超逝世后，秘书赵玮俯下身，在额头上深深一吻，让这张感人至深的照片，成为了永恒的回忆！ 在西花厅的岁月里，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生活仿佛由两种截然不同的尺度所校准，一把是面向世界的严尺，不容半分含糊与逾越；另一杆是专属于彼此的心秤，能量尽对方心底最细微的波澜。 周恩来夫妇在生活与工作中，始终手持一把严苛的尺子，这把尺子首先量度着工作的精准，在他主持的会议上，“大概”“好像”这类模糊的词汇是被绝对禁止的，每一个数字都必须确凿无误。 这把尺子更深刻地体现在对物质特权的彻底拒绝上，当国务院因西花厅过于陈旧而派人维修时，夫妇俩坚决反对，周恩来甚至为此发火。 邓颖超的窗帘洗到发白破损，也宁可用秘书赵炜换下来的旧窗帘顶替，而不愿更换新品。 1978年，邓颖超让赵炜记录下遗嘱，明确要求将夫妇二人住过的房子交公，不搞任何故居纪念，并再次强调不能因他们的关系给亲属任何特殊照顾。 然而，在彼此的情感世界中，那把冷峻的严尺被一杆细腻的“心秤”所取代，它精准地衡量着思念的重量。 1954年，周恩来远在日内瓦，邓颖超便将西花厅的海棠与山野小花寄去，为他紧张的日程添一抹家乡的柔情。 周恩来则在凌晨四点的灯下回信，附上当地的芍药与蝴蝶花，以“聊寄远念”。 1969年，周恩来结束对战火中越南的访问归来，心中一直忐忑不安的邓颖超早早守在门口，看到丈夫平安进门，她上前索求拥抱，一句“我在电视上看到你和好多越南的漂亮女孩子拥抱”，道尽了劫后余生的庆幸与久别重逢的喜悦。 严尺与心秤，看似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准则，却在周邓夫妇的生命中达到了深刻的统一，他们用严尺划定对物质世界的“不占有”，恰恰是为了守护对人民与信仰的“爱所有”，而他们用情秤衡量对彼此的“爱所有”，又从中汲取了坚守原则的无穷力量。 这两种尺度的最终融合，体现在他们“生同衾、死同河”的生命约定上，秘书赵炜是这一终极承诺的见证者与执行人。 当她遵照邓颖超的遗愿，取出珍藏了十六年的周恩来的旧西装与骨灰盒时，严尺与心秤在此刻合二为一。 用爱人的骨灰盒，是对个体情感最深沉的归属；而将骨灰撒入江河，不为身后留下一抔土、一寸碑，则是对革命原则最彻底的践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