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连生4女的董竹君，为了让丈夫有个儿子，冒险怀第5胎。谁知，丈夫见她爱吃辣椒，就扯着她的头发，说：“又是一个赔钱的！” 董竹君1900年出生在上海洋泾浜的贫民窟里，家里穷得叮当响。父亲董同庆拉黄包车维持生计，母亲帮人洗衣缝补补贴家用。她小时候还有弟弟妹妹，但父母养不起，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早早离世。父亲虽然没啥文化，却咬牙省钱让她读几年私塾，认得些字。谁知好景不长，父亲一场大病把家底掏空，13岁的她就被典当进四马路的长三堂子，当清倌人卖艺不卖身。那地方鱼龙混杂，她靠着聪明才艺和长相勉强维持底线，不让自己彻底沉沦。 她在青楼里遇到夏之时，这家伙是辛亥革命党人，早年留学日本学军事，1905年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在成都起义，当上四川副都督。夏之时第一任妻子1913年病逝，留下一儿子夏述禹。他常去青楼打探消息，董竹君对他动了心，但她没傻乎乎就答应，而是提条件：必须明媒正娶，不做妾室，婚后送她去日本留学，还要做他事业上的帮手。夏之时一口答应，1914年他们在上海公共租界日本旅馆松田洋行办婚礼。当时袁世凯悬赏3万银元抓他，婚后俩人赶紧逃到日本。 董竹君到日本后，进了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如鱼得水地学知识。1915年生下大女儿夏国琼，她一边带孩子一边读书，1917年毕业。本想去巴黎深造，可公公病重，只能回四川。夏家是典型的封建大家庭，婆婆在合江老家对下人动辄打骂，家里人钩心斗角。夏之时仕途上栽跟头后，丢了官职，利用旧关系设关卡收苛捐杂税，塞进自己腰包。他还染上鸦片瘾，脾气越来越爆，对董竹君管得死死的，不让她有半点自由。 1925年，董竹君已经连生四个女儿，她知道丈夫一心想要儿子继承家业，就冒险怀上第五胎。那时候她身体本来就弱，怀孕过程吃力得很。夏之时本来还抱点希望，可看到她怀孕时爱吃辣椒，就认定肚里又是女孩。按照旧习俗，孕妇爱吃辣就生女，他气急败坏，上去扯她的头发，骂“又是一个赔钱的”。这事发生在成都将军街的宅邸里，那宅子还是董竹君参与设计翻新的，新式布局，院里种了些花草树木。可夏之时不管这些，他沉迷鸦片后，性子更暴，周围佣人看到这幕都停下手里的活，投来各种眼神。 夏之时忘了当初在上海青楼怎么追她的，他许诺带她出火坑，给她新生活，还答应留学要求。可回国后，他迅速被封建氛围拉回去，对董竹君越来越苛刻。婆婆远在合江老家，听说媳妇又怀女孩，通过信件表达不满。董竹君怀胎时身体浮肿，鞋都穿不进，夏之时不但不体谅，还屡次出言侮辱。她继续怀着孩子，坚持到生产。这件事彻底暴露了夏之时的本性，他作为昔日革命党人，仕途失意后就把革命理想扔一边，成了旧式家长，对生女儿的妻子当出气筒。 董竹君忍了又忍，这次扯头发的事让她彻底醒悟，这个家不可能给她平等和尊重。夏之时对女儿的态度更让她寒心，他见大女儿和男伴玩耍，就骂她伤风败俗，还拿绳子逼她自杀。董竹君护着孩子，和他大吵，夏之时甚至抄刀追她几条街。1929年，她带着四个女儿净身出户，坐火车去上海。行李就几包衣物，孩子们挤在车厢里，她一路上盘算怎么养活一家子。到上海后，她典当些东西度日，1930年创办群益纱管厂，在闸北租厂房，买机器生产纱管。可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军炮火把厂子炸毁，她参加抗日宣传，还被法租界捕房抓进去关几个月，出狱后一无所有。 1934年，董竹君和夏之时正式离婚。她只提两个要求：他不能断抚养费；要是她出事，他得养女儿到大学毕业。可夏之时后来没兑现，还想抢孩子，她坚决拒绝。离婚后，四川军火采购员李嵩高借给她2000元，她1935年在华格臬路开锦江小餐，卖川菜，用一次性卫生筷子，环境干净，菜品地道。餐厅很快就火了，杜月笙、黄金荣这些人成了常客，在包间点辣味菜。1936年，她又在雁荡路开锦江茶室，公开招女服务员，这在当时挺大胆。 锦江饭店渐渐扩大，董竹君不光做生意，还利用关系帮地下工作者。她把饭店当联络点，让革命同志进出方便。关键时候，她出面策反国民党高官杨虎，让他支持革命事业。第五胎生的男孩夏大明，1927年出生，可这没救回婚姻。董竹君一心养孩子，把四个女儿都培养成才，大女儿夏国琼后来成钢琴家，曾在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读书，虽因校规被开除，但董竹君找蔡元培求情过。上海解放后，她把经营16年的锦江产业和花园洋房全上交国家，那产业价值15万美元，包括餐厅建筑和设备。她继续生活，到1997年在北京逝世。 夏之时离婚后，1939年52岁再娶唐则吾，生一女儿夏国琪。1950年，他以组织土匪暴乱罪名被错杀，时年62岁。董竹君晚年帮夏家不少，还为他平反。她的儿子夏大明回忆，父母婚姻内耗大，但他为父平反，为母养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