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人凤下令处决朱君友，可朱君友被带出牢房后却发现，负责押他上刑场的2名特务竟频繁朝他摇头，示意他不要说话。 1949 年成都将军衙门监狱外，朱君友被两名特务架着往前走。 寒风刮过脸颊，他盯着地面的积雪，却瞥见特务频繁朝他摇头，示意他别说话。 毛人凤的处决令早已下达，这反常的举动，让他攥紧的手冒出冷汗。 朱君友出身成都书香世家，年轻时就抱着救国理想考入四川大学。 读书时接触进步思想，毕业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积极组织抗日宣讲。 他曾在街头领着学生喊口号，也曾冒着风险给前线战士募捐物资。 那时的他，从没想过多年后会因政治立场，被关进特务机关的监狱。 1949 年夏，成都局势紧张，朱君友仍在坚持印发进步刊物。 那天他刚从印刷厂取完刊物，就被两个黑衣人捂住嘴塞进轿车。 醒来时已在将军衙门监狱，面前的特务拿着他印的刊物：“老实交代中共组织！” 他咬着牙说 “不知道”，第一顿毒打就落在了身上。 监狱里的日子，朱君友每天都在煎熬中度过。 特务用烙铁烫他的手臂，用竹签扎他的手指，逼他说出同路人。 他疼得多次昏过去，却始终没松口 —— 他知道自己一旦招供，会牵连更多人。 同牢房的老教授偷偷对他说：“听说毛人凤要清理政治犯，咱们可能活不久了。” 1949 年 11 月的一个早晨，监狱格外安静，连看守的脚步声都轻了。 朱君友摸着手臂上的伤疤，想起远在乡下的父母，眼泪忍不住掉下来。 他以为自己的最后时刻到了，开始在心里默念家人的名字。 突然，牢房门被打开，两名特务走进来：“跟我们走。” 朱君友跟着特务往外走，心里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走出阴暗的牢房，冬日的阳光刺得他睁不开眼，雪粒打在脸上生疼。 他瞥见左边的特务悄悄朝他摇头，右边的特务也跟着摇，还朝他使了个眼色。 他心里一愣，却不敢多问，只能低着头，攥紧了藏在袖口里的半块窝头。 走了约二十分钟，远处的行刑场隐约可见，军车旁的军警正端着枪。 朱君友的心跳得更快了，腿也开始发抖，却被特务往旁边的小屋带。 进了屋，特务们的表情缓和下来，不再是之前的凶神恶煞。 一位军官走进来，看着他说：“上面改了命令，不处决你了，暂时软禁在这里。” 软禁的日子里，朱君友住在一间简陋的民房里，有人按时送吃喝。 他不能出门，也不能和外人接触，只能靠听收音机了解外面的情况。 有次送粮的老伙计偷偷告诉他：“解放军快进城了，咱们快熬出头了。” 他听了又激动又担心，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等到那一天。 1949 年 12 月 27 日，成都解放的消息传来，屋外满是欢呼声。 朱君友扒着窗户，看着街上欢庆的人群，眼泪止不住地流。 没多久，门被推开，一名解放军同志走进来：“朱君友同志，你自由了！” 他走出民房，呼吸着新鲜空气，感觉像重活了一次。 后来朱君友才知道，那两名特务中有一个是地下党联络员。 当时地下党得知他要被处决，冒险打通关系，让特务用摇头传递 “安全” 信号。 毛人凤因战局混乱，也没心思细查，临时搁置了他的死刑命令。 这些巧合加在一起，才让他捡回了一条命。 解放后，朱君友回到了教育岗位，在成都一所中学当老师。 他把自己的经历讲给学生听，教育他们要珍惜现在的和平生活。 他还积极参与地方政协工作，为成都的教育事业建言献策。 晚年的他，每天都会在院子里看报纸，看到国家发展的新闻就格外开心。 如今，朱君友的故事被收录进成都地方史资料，成了宝贵的历史记忆。 他的孙子常拿着记载他经历的书，缠着他讲当年的故事。 他总是笑着说：“能活下来，能看到新中国越来越好，我这辈子值了。” 这个曾在生死边缘徘徊的知识分子，用自己的经历，见证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参考资料： 黄鸣雷. 《毛人凤与国民党特务》.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