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聂曦的妻子高秀娟收到一份证明书,打开一看,是正式认定聂曦为革命烈士的证书,她的眼泪就像决了堤的洪水,哗哗直流! 1949年前后。那时福州即将解放,国民党当局急着把军事档案运往台湾,试图转移核心机密。 吴石拖延调船,掩护地下工作,聂曦则负责把其中极为关键的298箱档案悄悄转移隐藏。 这些档案里有东南沿海的兵力部署、海防计划、战略支援点位,任何一份流入解放军手中都足以影响战局。 他与战友乔装成搬运工,于夜幕的掩护下,巧妙穿越层层岗哨。而后,将档案隐匿于福建省研究院书库,为人民解放军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军事助力。 福州解放之际,聂曦随吴石前往台湾。他表面身为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中层军官,举止得体、行事寻常,实则肩负重任,是至关重要的红色联络人。 他把情报从台湾送到大陆,不靠密写药水,不靠摩尔斯电码,而是用最日常的方式:把情报拆解成旅游海报、把数据藏在天气报告、把兵力部署表缝进衣物。 风险最终还是来了。1950年初,台湾地下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源头是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的被捕与叛变。 聂曦虽未遭直接出卖,然而他曾助力办理蔡孝乾小姨子的出境证件。特务循着这一线索,如抽丝剥茧般层层追查,最终觅得他的踪迹。 他知道情况不妙,第一时间安排朱枫撤离,可台湾全岛已经戒严,朱枫最终被捕。几天后,聂曦也在台北被捕,办公室搜出大量证据。 从被捕那一刻起,他就知道自己大概率回不了大陆。但他没有崩溃,没有求饶。在审讯中,他只反复强调“责任我担,别动我家人”。 2023年,台湾“国史馆”公开的审讯录音证实,他坚守气节,既未出卖任何同志,亦未透露丝毫情报,尽显其忠诚与担当。面对酷刑,他选择了沉默。 1950年6月10日,他被押往台北马场町刑场,和吴石、朱枫、陈宝仓一同就义。临刑前,他拒绝遮眼布,说想看清楚。 他穿着白衬衫,双手反绑,身姿挺拔,嘴角带笑。这不是浪漫化的修辞,是当时目击者的真实记录。 他死后,妻子高秀娟仍在台北。当局为了打击她的意志,强迫她听丈夫受刑的录音。她精神几近崩溃,连出面认领丈夫的遗体都做不到。 最终,是聂曦的表妹杨韵清冒着巨大风险,以远房亲戚的身份把骨灰领出,悄悄放进六张犁纳骨塔的角落。那时她不能说自己是谁,骨灰盒编号L-7-43,像是仓库里的一份无名文件。 而这份“无名”,一停就停了几十年。回大陆后,聂曦的名字在族谱上只有一句话:“1950年赴台,未归。”没有人知道他死在哪里、为什么死、什么时候死。 因为他做的是隐蔽工作,连他的亲人都无法主动申报烈士身份。而国家也需要足够的证据才能追认烈士身份,这个过程拖了半个世纪。 2006年,党史研究员在整理资料时发现了关键线索,终于补齐了证据链。当年11月,民政部认定聂曦为革命烈士。 那一刻,高秀娟终于等到了一张纸,但这张纸的背后,是丈夫33岁那年在刑场上的从容,是她自己在白色恐怖中忍受的孤独,是几十年不敢开口的隐忍。 2013年,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落成,聂曦的雕像与吴石、朱枫、陈宝仓并肩而立。2017年,他的骨灰终于回到福州,安葬在父母身边。 素材来源:聂曦烈士:信仰者的坦荡 2025-10-19 14:27·北京日报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