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隆汇 11 月 4 日消息，美国财长贝森特将前往最高法院强调关税的重要性。这一表态恰好在最高法院 11 月 5 日审理特朗普关税合法性的关键节点前发出，使其司法游说行动成为美国贸易政策博弈的焦点事件，背后折射出行政权与司法权、政策实效与法律逻辑的深层角力。 贝森特此行的核心目标，是为特朗普政府援引 1977 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征收的系列关税辩护。这些关税涵盖面向全球的 10%“基准关税”、针对贸易逆差国的高额附加税及 “芬太尼关税”，此前已遭国际贸易法院和联邦上诉法院裁定违法。作为行政分支核心经济官员，他需向大法官们证明，关税是应对 “贸易逆差威胁” 与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手段，这与特朗普政府 “有关税则富国” 的立场一脉相承。 但贝森特面临的舆论阻力堪称 “围剿级”。近 50 名跨党派经济学家已联名提交意见书，直指贸易逆差是 “正常现象”—— 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索洛的比喻，“与理发师永远存在逆差，因对方从不买我的服务”。他们测算，关税已对美国经济造成数万亿美元损失，实质是向民众征收的 “非法税收”。更值得关注的是，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耶伦等重量级人物的加入，使反对阵营获得强大专业背书，与贝森特的行政辩护形成鲜明对抗。 这场司法较量的结果将产生连锁反应。从国内看，若最高法院推翻关税，不仅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根基将动摇，依赖关税保护的制造业还将面临转型阵痛；若裁定合法，则可能赋予总统更大的单边贸易决策权，进一步激化行政与立法分支的矛盾。对全球而言，正值中美暂停 24% 对华关税的缓和期，美国关税政策的合法性定论，将直接影响后续多边贸易谈判的走向与全球供应链稳定。 贝森特的最高法院之行，本质是为行政权主导的贸易干预政策寻求司法 “通行证”。但关税的真正价值，从来不是政治博弈的筹码，而是需经得起经济规律与法律原则的双重检验。在通胀压力与企业怨声的现实面前，这场司法终局裁决，或将重新定义美国贸易政策的边界。